同样的射击又重复了两次,击毙第三名敌人后,中尉开始快速的移动向下一个射击位置。就在他离开后不久,敌人的弹道计算器便找到了那个位置,弹雨倾泻而来,把那块长满苔藓的石灰岩砸了个稀碎。
中尉没有下达开火指令。
因为他预想中的重火力没有出现,对于他的袭击,自由出动了两个火力小组前来搜索。
毕竟七千米的距离对于步兵来说,只是几分钟的路程,而一个精确射手对于一个排而言,也着实称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无可非议的是,波尔中士确实是个优秀的射手,至少比中尉从任何途径见到的任何射手都要出色。他甚至不用自己拿着枪,就能指挥中尉随意击毙射程内的目标。
不过他的精确也引发了一场争论。
中尉不希望他直接把敌人击毙,他需要中士调整预瞄点的计算方式,以达到使目标失去战斗力而又不会因此丧命的效果。
波尔中士认为这会降低射击的命中率,并从专业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很困难长官。弹药口径很大,只要命中躯干就足以致命。我们必须瞄准敌人的四肢才能达成目标,而四肢是近乎独立于躯干之外运动的。更何况,我们还得避开四肢上的大动脉。”
士官长则从人性入手,他向中尉解释道“中尉,我不否认每开一枪都会诞生一个悲剧,但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减少它所带来的苦难。”
这是来自狙击手的善意,一击毙命,这样就可以避免创伤的痛苦与残疾带来的折磨。
以常人的理解,战士应该健全的死在战场上,而不该承受伤痛的折磨与残疾的困苦,狙击手愿意让他们的敌人怀揣荣誉死去,同时也希望敌人对自己抱有相应的善意。
这样他们就不必每月花一大笔钱养护义肢、做心理治疗,更不必在经历无数磨难依旧无法回归正常社会的绝望中自杀。要知道,伤残士兵因身、心障碍自杀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
既然还是会死去,有何必承受本不该承受的磨难呢?
然而相对于这样一种盛行于世的观念,中尉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少哲学与法律都在强调权利、义务、价值、责任,把这一切归结为人的根本,但这些概念都是建立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没有生命,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在他看来,苦难并非是一种义务或责任更不应该是一种不公的加害,苦难应该是,也必须是一种权力。
一种,与生具来的权力。
是承受苦难延续生命,亦或是逃避,从而放弃生命,这一神圣的选择权,该由每个人自己来行使,生而为人,便有怯懦的权力,也当有坚韧的机会。
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中尉却是说不出口的。或是羞于启齿,或是惧怕自己谈不上严谨的哲思为人窥探,亦或是出于自身身份的考量。
无论如何,如果他不得不隐藏这尚算高尚的想法,那必然将是整个世界的耻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感到羞愧。
好的士兵在大多数时候是怯懦的,偶尔才会勇敢,中尉自认不是一个好的士兵,他总是怯懦的。于是他选择了隐藏。同时,他狡猾地转用其他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从战术的角度给出了答复“伤兵是比死人更大的累赘,我需要制造伤患来拖垮敌人,进而更轻松地歼灭这支搜索队。如果他们抛下伤兵,我们便可以在利用俘虏的同时,采取一些宣传攻势。”
这一聪明行径显得尤为悲哀,他竟然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崇高的坚持,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会觉得残忍。
狙击小组妥协了,士官长可以否定不合理的战术安排,但他不能质疑一个军官合理的战术要求。
不过,这一决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第四枪之后,那两个火力小组已经死死咬住了中尉,他彻底失去了再次开枪的机会。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战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形式也不断演进。但对于士兵们来说,战斗的本质是不变的——发现敌人,消灭敌人。
如今,步兵这一古老的兵种再度主宰地面,致命的捉迷藏也被玩到了全新的高度。
藏者有光学迷彩,有微生物拟态涂层,有动力装甲隔温层,他们走到哪就消失在哪。
而搜索者,他们有光谱分析仪,有金属探测仪,有实时地形演算器,只要距离足够接近,任何隐匿者都将无所遁形。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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