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8月,胡适还被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但是课程并不重,如他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教六点钟书,维持生活费,余力则编书。”
对胡适来说,在上海的日子总的说来是较为轻松的,除了教授很少的课程外,主要从事研究著述。除了在原来《国语文学史》讲义的基础上改写《白话文学史》外,还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和《红楼梦》的文章,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官场现形记》作序,在上海同文书院作《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后整理成文。《新月》月刊创刊,此后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了不少文字。
1928年4月,胡适还带儿子祖望与朋友沈崑三、高梦旦等到庐山游玩一周,回到上海后写有《庐山游记》一文。
但是,这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
1928年春天,胡适的母校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
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胡适勉强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答应后,很快又有点后悔。
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近来中国公学有风潮,校长何鲁不能回去,校董会中一班旧同学但怒刚、朱经农、丁觳音、刘南陔诸君,与云五等都来逼我。今天云五邀我吃饭,与怒刚诸人劝我,我一时高兴,遂允为维持两个月。此事殊不智,事后思之甚懊悔。”
作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和校董,看到母校危机,虽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勉为其难。
4月30日,胡适到中国公学正式就任校长之职,与他一同上任的还有新任总务长但懋辛、秘书长丁觳音。
中国公学全体师生召开大会欢迎胡适。
大会由中国公学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主持,他在致词中说:“一九○六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
胡适也发表了就职致辞,他回顾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并特别发挥中国公学“公”字的意义,以此作为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标。
就职典礼后,胡适仔细考察了中国公学的情况。看到的情况实在是困难重重,此时已经没有退堂鼓可打,胡适越发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但怒刚同到中国公学。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但我细看校中情况,很难有办法。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熊、但诸君虽任此事,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况在这各方面都穷困的时期呢?”
5月3日,胡适到中国公学办公,发现学校连一本校规都没有,于是决定从组织和法律方面入手,整顿学校。
5月5日,胡适到校召集校务会议,通过了三个议案:(1)校务会议组织大纲;(2)教务会议组织大纲;(3)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
此外,由于之前中国公学校董名额随时增加,没有定额,导致分散在各省的校董总计不下百人,胡适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召集既甚困难,组织又不合现行制度”。因此改组校董会也成为当务之急。
在胡适的建议下,中国公学校董会于6月10日在上海开会。会议根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通过了校董会章程,决定校董名额为15人,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校董。接着由校董会投票选举蔡元培、于右任、熊克武、胡适、杨铨、王云五、但懋辛、马君武、丁觳音等15人为新校董。校董会还通过了中国公学组织大纲13条。
胡适当初答应接任中国公学校长,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公学的风潮,原定任期只维持两个月。因此,会议当天胡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但未能获准。中国公学的组织大纲中有设副校长的规定,就是为胡适继续担任校长准备的。
当天的会议通过决议,聘请高践四或杨亮功为副校长。高践四,早年留学康奈尔大学,归国后曾任中国公学教授。杨亮功,安徽巢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学美国,先后获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6月17日,胡适与杨亮功商谈,劝他做中国公学的副校长,杨亮功最后答应了。
这一年的暑假,杨亮功到校任事。有了杨亮功替胡适管理日常校务,胡适可以集中精力想大事,办大事,管他这个校长该管的事。他也不必每天都到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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