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于民国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
辛慈于三月二十七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
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
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
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
其他社会名流,如康有为、唐绍仪、谭人凤、马君武等均通电反对。
三月十四日张勋寒电,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谏电,都是反对。康有为甚至在电报中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甚至各省军阀,包括皖系北洋军阀,也都因害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欧洲而反对参战。
冯国璋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
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
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
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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