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没有发生!
伊格纳托夫大尉回到他的营里,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冲锋。
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表现得异常勇敢,但在德国人的密集火力打击下,还是成批成批倒在了阵地前。就连伊格纳托夫大尉,也身中几十发机枪子弹,被打得转了几个圈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仓促发起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叶甫盖尼中校回到安丘费耶夫上校的面前,一脸苦涩地报告:“报告师长同志,一营的进攻又失败了,营长伊格纳托夫大尉阵亡。全营七百人,只有不到二十人撤了下来,而且全部是伤员。”
在这种情况下,换了别的指挥员,也许会考虑暂停进攻,召集大家来商量该采用什么样的战斗方式,来扭转面临的不利局面。可安丘费耶夫上校,即使亲眼看到了叶甫盖尼团伤亡惨重,他却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只是冷漠地说:“叶甫盖尼同志,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德国人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掩护集团军主力突出重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您马上回到团里去,尽快组织第三次进攻。”叶甫盖尼中校无奈地叹了口气,敬礼后转身正准备回团里去布置新的进攻,却被上校叫住了,“叶甫盖尼中校,您等一等。”
我以为师长改变了主意,叫住叶甫盖尼是为了调整部署,不料却听到他冷冷地说:“我不要什么伤亡数字,我只要对面的阵地。哪怕您把整个团都拼光了,也要被阵地给我夺下来。”
听到师长下了死命令,哈比和另外一个团长也不好再开口劝说,只能保持沉默。叶甫盖尼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双肩一塌灰溜溜地回队伍,去组织新一轮的徒劳而又送死的进攻。
我看到这一幕,真是哭笑不得,都是什么年代了,还想像一战时搞人海战术,去突破敌人的阵地,那不是让战士们白白去送死吗?不过既然两个团长都不劝谏师长,我这个营长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自讨无趣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向站在不远处的乌嘎德招手,示意他过来。
乌嘎德一路小跑着来到了我的面前,瞅了一眼旁边黑着脸的师长,和一脸尴尬的哈比中校,小声地问我:“少校同志,您有什么指示?”
我用手向旁边一指,命令道:“把八连的战士召集起来,让他们挖战壕。”
“挖战壕?”乌嘎德有点纳闷地问:“可现在是我们在进攻啊,为什么要挖战壕。”
我冷笑一声,缓缓地说:“有备无患,万一进攻受挫,遭到德国人反击的时候,至少我们有阵地可以抵挡一阵啊。”我这样说虽然有一定赌气的成分在内,但在进攻中,如果无法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不管再进攻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一声令下,八连的战士立即开始行动起来,拿出工具就挖开了散兵坑。早在几个月前,我曾让他们在阵地上进行过长期的土木专业,如今再干起这活来,那真是驾轻就熟。不到十分钟,大部分的战士的个人掩体都已完成,正试图把这些掩体都连在一起。
叶甫盖尼组织的进攻再次被打退了,看着伤亡累累的部队仓皇地退回到了出发阵地,安丘费耶夫在那里跳着脚骂人,他一把抓住站在身旁的哈比中校,大声地命令道:“哈比中校,立即把你的团带上去,去帮叶甫盖尼他们一把,一定要把敌人的阵地夺下来。”
听到让我们去送死的命令,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正在盘算着如何应付这个九死一生的命令时,一名战士带着几名装便装的武装人员过来了。他走到安丘费耶夫的面前,大声地报告说:“师长同志,游击队的指挥员索特尼科夫同志来了。”
安丘费耶夫和一名矮胖的中年男子握着手,开始亲密地交谈起来。
看到他们两人聊得投机,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既然他们是游击队,那么对地形一定很熟悉,如果能让他们给我们当向导的话,没准我们能绕到德国人的后面去,来个前后夹击,全歼这股拦路的敌人。
主意打定,我走到了安丘费耶夫和索特尼科夫的面前,打断了他俩的对话。先对上校说:“师长同志,对不起,打扰了。我能和索特尼科夫同志聊几句吗?”见到上校不知所谓地点点头,又调转头,问:“索特尼科夫同志,请问您的游击队里,有对这里地形熟悉的战士吗?”
索特尼科夫被我这么一问,不由愣了一下,接着回答说:“有的。游击队里有很多战士都是本地人,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就如同熟悉自己的家一样。”
安丘费耶夫也许不满意我打断了他和游击队长的聊天,**地问了一句:“奥夏宁娜少校,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师长同志,”我连忙解释说,“我想既然从正面进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何不派一支部队悄悄的绕过德国人的阵地,潜到他们的后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的建议,让安丘费耶夫上校的眼前一亮,虽然说他一再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开突破口,可要是有办法能少付出一些牺牲,他估计还是乐意进行尝试的。
没想到听完我的话,索特尼科夫却摇着头说:“这个任务嘛,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要知道这高地的两边都是沼泽,部队根本无法通过。如果要想绕到德国人的后面去,先要向南走了五六公里,再调头向东,那里虽然也有沼泽,但只要有经验丰富的人带路,还是可以从中间穿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