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当我和科罗廖夫经过旅馆的大厅,准备到餐厅里去看看是否还有晚餐的时候,在前台值班的柳达少尉把我叫住了。
“奥夏宁娜同志。”她一路小跑到了我的面前,说:“旅馆已经为您安排了新的房间,在二楼十六号,是个单间。您没有行李,可以直接到新房间去看看我们的安排是否让您满意。”
“您是对我讲吗?”我有些摸不清头脑地问:“单间可是为将军们准备的,我不过是个中尉,不会是您搞错了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旅馆政委作出的决定。”她把钥匙递给了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好象要让我知道,她如道的事情还远不止现在所说的这一些。
科罗廖夫揽住我的肩膀,微笑了一下说:“事情安排得再好没有了!好啦,丽达,咱们走吧,领我去看看你的新居。”
“旅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和科罗廖夫一起走到了我的新房间,他接过我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小房间,但房间里却放着许多家具:靠墙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摆着一部黑色的拨号电话,桌前有两把圈手椅,一只铺着深蓝色印花床单的床,屋子中央还有一张小圆桌,正对着一盏从天花扳垂挂下来、罩着天蓝色布灯罩的电灯。浴室的门半开着,从门口看进去,里面的装潢比职工宿舍里的强多了。
“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安排个单间啊?”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有些忐忑不安地问科罗廖夫,“巴维尔叔叔,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的,”他呵呵一笑说:“你放心,这点旅馆政委是铁定不会搞错了。我们边吃边聊吧。”说着他走到了写字桌旁,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喂,餐厅吗?我这里是二楼十六号,给我……”
不一会儿的功夫,阿克莎拉用大托盘把科罗廖夫叫的晚饭送来了,这顿晚餐对老毛子来说,算是很丰盛的:盛在金属盆子里的土豆烧牛肉,衬着尖头红葱的鲱鱼,放了洋葱丝浇了西红柿酱的烤肉,一瓶格鲁吉亚红葡萄酒,两只高脚玻璃酒杯。阿克莎拉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递给我一顶和军大衣配套的棉军帽后,拒绝了我们请她一起留下就餐的请求,转身走掉了。
“现在我们就座吧,亲爱的。”科罗廖夫把两张圈手椅搬到小圆桌前,然后向我做了个请的姿势。“好,来吧,来吧!我们开始吃饭吧。”
他用开瓶器打开了葡萄酒的瓶塞,斟满了我们面前的两只高脚杯,端起一杯递给我,说:“毫无疑问,旅馆政委这样安排,是因为知道了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表现,才会给你这样的特殊照顾。说说吧,你是怎么有勇气走上讲台的?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切,都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
我接过酒杯,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元帅和科涅夫上将的争执,觉得将军同志讲得很有道理,应该支持他一下,便递了张条子到主席台上去。甚至不相信条子能递上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地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你说,你递了一张条子。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看见我没吱声,他还是不停嘴地问下去。“不管你是什么身分,你还是写了张条子吗?也许,人家把你当做一位将军了吧?对了,军衔,你说出自己的军衔没有?”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军衔。”说到这里,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咱们喝酒吧,怎么样,巴维尔叔叔?”说着端起了面前的高脚玻璃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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