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后来的变异，很容易使我们看出决不会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实面目。

    三

    就在天启、崇祯之际，也已有人明白王、陈诸本的式样，并非《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了，于是即空观主人凌初成，便自称得到一种周宪王刊行的《西厢记》。这本《西厢记》分为五剧，每剧各有题目正名，又各分为四折。《端正好》一套，则放在第二剧第一折之中，而题着“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这个式样，乃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

    其实，即空观主人的所谓周宪王本《西厢记》，据我看来，也便是“子虚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厢记》的版本考上，大约是不会有周宪王刊行的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谓周宪王本，与王伯良之所谓“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都不过是“托古改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们在过去的记载里，找不出一点周宪王（朱有燉）曾刊行过《西厢记》的痕迹来。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长（说是假托的，但也是万历中刊行的）、陈眉公诸本，都从不曾提及一言半语，而直到凌氏的时候方才出现于世呢？

    第一个使我们不能相信的，乃是即空观主人本《西厢记》的分剧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经提过，在万历时代以前，杂剧是没有分折的风气，每一剧都是连写到底的，即周宪王自己刊行《诚斋乐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宪王对于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刊印《西厢记》便又会那样的分剧分折起来了的呢？这是说不通的。凌氏说：

    此刻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损。即一二凿然当改者，亦但明注上方，以备参考。至本文不敢不仍旧也。（凌本例言）

    欲盖弥彰，作伪者诚是心劳日拙！

    再则，凌氏为要维持着元剧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厢记》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作为楔子，不入折数。其实元剧又何尝没有五折的呢（象《元曲选》中《赵氏孤儿》一剧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为楔子者，意中多少总受有王伯良、陈眉公诸本之以此套包纳入上一段《八声甘州》“恹恹瘦损”一套之内的影响。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则此剧多一折，若并前《八声甘州》为一，则一折二调，尤非体矣”（凌氏解证）。这真是聪明一世，蒙懂一时。凌氏难道竟不知道元剧有一剧五折的么？有人说，《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为的是夹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里，例以元剧每本必须“旦”或“末”独唱到底之惯规，故此套当然是“楔子”，而不能当作一折。但《西厢记》的体裁本来是元剧常例所范围不住的。《西厢记》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这是元剧所未有的。更不用说是在一卷或一剧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夹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异的，不必因此便说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为楔子，则在第四卷及第五卷中，张生、莺莺、红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这些套曲，究竟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关于《西厢记》为什么会和其他元剧的惯例不同的原因，我将在别一文里论之。）

    凌氏为了要证明他所依据的周宪王的本子，确是古本，确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便在卷首引着《点鬼簿》的一项记载：

    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

    王实甫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关汉卿

    张君瑞庆团圆

    凌氏所引的《点鬼簿》，当然便是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据我所知，许多本子的《录鬼簿》便从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一项记载的。现在所能得到的《录鬼簿》，有：

    一）明初贾仲明续补本（天一阁旧藏蓝格钞本）

    二）孟称舜《柳枝集》附载本

    三）《楝亭十二种》本

    四）暖红室刻本（据尤贞起钞本刊行）

    五）重订《曲苑》本

    六）《王忠悫公遗书》本

    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样的一项记载的。在许多不同本子的《录鬼簿》里，只有这样的一条：

    王实甫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至在关汉卿名下，则更无所谓“张君瑞庆团圆”的一个名目。照常理而论，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决不会分成五个名目而著录着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其篇幅较《西厢记》更长（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别记载。且在元剧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写成二本者不在少数：

    李文蔚

    谢安东山高卧（赵公辅次本。盐咸韵）

    赵公辅

    晋谢安东山高卧（汴本）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郑德辉

    虎牢关三战吕布（末旦头折。次本）

    这是依据暖红室本的《录鬼簿》所举出的两个例，他们都不曾因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点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怀疑其真实性的。我相信，象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点鬼簿》，世间是不会有的。

    这样，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现出他的作伪的痕迹来了。

    凌氏的周宪王本《西厢记》云云，其为伪托，大约是无可致疑的。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他的这部努力要恢复《西厢记》原状的本子，在后来曾发生了很不少的影响。金圣叹本便是大体依据了凌本而分为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于凌本而分为五本的（毛本是对于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态度，故分为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复的《西厢记》本来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种种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历来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变成了五本，五本之后，各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西厢记》，当然要较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的诸本更近于原来的面目。我们看吴昌龄《西游记》之六卷，刘东生《娇红记》之有上下二卷，则原本《西厢记》当也有分为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载的每本题目正名，也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分为二十折的徐文长本、王伯良本里亦有之。（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等则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厢记》里本来是不需要这种题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则可知他们的来历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后（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这种《络丝娘煞尾》，王伯良本虽削去，他本则往往有之。《雍熙乐府》也有之。不过诸本皆无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雍熙乐府》本亦如此）。故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难保不是凌氏补撰出来，俾可得到整齐划一的格局的。

    四

    就上文看来，我们已约略的可以知道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了。总括起来说：

    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

    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

    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

    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因为在王伯良、凌初成诸本里，其第二段的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决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点，为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厢记》的“宾白”的问题。是元剧的宾白，久成为一个讨论的中心。究竟《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选》等等里记载的元剧，其“宾白”是否为元人的原作呢？我们观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各剧之绝少“宾白”，颇致疑于《元曲选》宾白的真确性。特别在细读了其宾自之后，我们往往觉得“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故时时有了“宾白”不出元人手笔之疑。——周宪王刊《诚斋乐府》，每剧标题之下，皆注出“全宾”。此可见当时刊剧，大约皆只刊出曲文，同时并刊“宾白”者实为绝罕见之事。故《诚斋乐府》不得不特为注出“全宾”二字，以示异于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另有一文）《西厢记》的宾白，也与曲文很不相称。有的地方，简直是幼稚浅陋得可笑。（例不胜举，细读自知）——故我以为《西厢记》的宾白，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大约是这祥。

    五

    至于曲白的文字上的异同，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更非一时所能讨论得尽，且在没有得到比较“古”的一个本子之前，也没法进行比勘。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雍熙乐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现在所得任何种本子的《西厢记》，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现在所见各本，大都刊于万历中叶以后）。最可靠的书本乃是最早的本子。这个原则，虽未必皆然，却也不甚与真理相远。我们如果不取这个本子和后来的诸本相对读，当可见出其优长之处，且也可以解决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争执之点。

    《雍熙乐府》的编者是武定侯郭勋，他是编刊《英烈传》、《水浒传》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笔削者。即在《雍熙乐府》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乱改的痕迹。（例如，关汉卿的一首咏杭州景的《南吕一枝花》，《雍熙乐府》将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为“明”字，硬生生把这首很有关系的元初人之作，夺来作为明朝人的文字）故这部《西厢记》我们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与原本的面目无殊。不过我们在没有得到更早的一个本子之前，这一个本子总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罢了。

    这个本子有好几个很显著的好处。姑举其一。凌濛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张生到崔府，见了红娘时，便唱出《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枝……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云云，底下便紧接着红娘唱：《乔木查》“妾前来拜复；……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这有点不合情理。《雍熙乐府》本，则《庆东原》在《乔木查》之后，先叙红娘见张生埋怨了一顿，然后再提张生之怨愤，正是事理上情节所必然的步骤。

    这恰是“古本”胜于“近本”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