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文坛概观

    一

    元明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民族最苦难的时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见到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侵略；若秦汉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绝、吐蕃；北宋的契丹、辽、金，但他们却至多只占领了半个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却终是汉族的；至多只是演一出南北朝对立的把戏。想不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却第一次见到中国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铁蹄所践踏着了！金主亮曾夸大的说道，他将立马于吴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统一中国的迷梦，却永不曾实现过。他的梦，在这时，却有强悍的蒙古人为之实现了。数千年来，不见少数民族的足迹，不感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的江南，现在是第一次沦陷于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临安）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汉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来居住了。西湖风光又换了一个面目，诸城市又产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惯，那是当然的！但久已积弱难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敌得过势若万马奔腾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这一代东西方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兴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铁蹄一到，他们虽然不惯，却不久，便不得不贴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汉民族在这时代，虽不得不姑且过着贴然安之的生活，却是满肚子的愤懑不平。这种不平，是任何汉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觉得到的。——特别是最后降服于蒙古人的所谓“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这时候，在政治上、社会上最占势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诸民族，随蒙古人南侵者的总称）。第三个才轮得到所谓“汉人”，第四个才轮得到所谓“南人”。其实“汉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远是受侮辱，受压迫的。他们永远是沈屈于下僚的，永远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权，即有握权的，所握的也只是“非实权”。再加以那些强悍的蒙古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气，毫无顾忌的。他们为所欲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们的感情、习惯与乎风俗、人情。这里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依照着中国向来的习惯，凡是易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的末途王孙，虽不妨加以极严峻之刑责，但对于已死的帝王，却仍要给他们以相当的礼貌与敬重；特别对于皇陵之类，向来都是加以保护，不肯有什么轻举妄动的。但蒙古人却不然了。他们对于此种礼貌，根本上便不懂。他们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敢做！于是他们一到了江南，便有一个杨和尚悍然的去掘发南宋诸帝的陵寝，且扬其尸骨为灰（其目的当然大半还为的是掘宝藏）。这个惊人的举动，未免使被征服者们太触目伤心了。于是便有唐珏诸人发生了移尸他处，植冬青树以为志别的悲壮的义举。像这样悍然不顾一切的举动，当然非最强悍的民族做不出来的。我们如果以清人入关，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礼葬了崇祯帝，还下诏切实的诰戒人民，保护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举动看来，便知道少数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进步了。

    更违反了汉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废止了历来视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举制度。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汉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举制度的弊端，言者殊众。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及的。尽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诅咒，但却是一个已成了固体的制度，更不能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蒙古人于此点毫不注意。他们大约以为从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从马上治之的罢。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国南部之后，三十余年来从不曾想到过要举行一次两次足以绥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愤心的科举。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复了科举的旧制，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然而其科举的制度，却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便颇不相同。榜亦各别，不能混杂。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如此显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汉人南人们生了歧心。更有甚者，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科举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选举志》（卷八十一）谓：

    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董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文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由直省侍仪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仓庾赋税任事者例视冗职。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徽，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矧夫儒有岁贡之名，吏有补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书写铨写，曰书吏典吏，所设之名未易枚举。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县，所入之途难以指计。虽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故其铨选之备，考核之精，曰随朝外任，曰省选部选，曰文官武官，曰考数，曰资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资，或优升，或回降，其纵情破律，以公济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面所引的话，虽然简单，但已足够见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广大而繁杂。所以仁宗虽恢复了科举制度，而这种科举制度已非复像往古一样，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实亡，中举者的权利，直等于零。我们虽说终元之朝没有科举可也。更有甚者，他们对于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历朝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种种优待条例，若免税赋，免徭役之类，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顾。陶宗仪的《辍耕录》载有数事：

    一）恒阳廉文正王希宪，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楼，袖诗求见，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蓟公复为入言，急令铺设坐椅，且戒内人备酒馔。出至大门外肃入对坐。……

    二）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王对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孔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这些事实的反面便可证明：以马上征战为生活的蒙古民族，对于中国旧日的士大夫阶级是如何的作践，如何的不了解，如何的看不起。这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蒙古统治阶级，当然不旋踵便要为汉民族所驱逐而北去的了。不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这些蒙古的统治者也是完全不体恤人民，不了解民众心理的。他们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们卖官鬻爵，他们贪污不堪。且以汉人、南人为奴为婢者所在有之。《辍耕录》曾载，民间忽盛传元人有将汉人少女强送之北去，作为鞑靼人的奴婢之举。于是民间婚嫁一时间皆草草举行。后来虽知道是谣传，却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谣言决不是无根的。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他们是可以一无顾忌的这么办的，也许小规模的掳奴之举是时时有之的事。《辍耕录》又载有一事：

    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之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众皆号泣告诉，曾弗之顾。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这种方法强迫人民去纳粟捐官，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仅少读书，不习政治，即连执笔花押也不会。“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辍耕录》）在这样少知无识的粗人统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乱。（由程鹏举的故事，更可见奴属于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庐陵人邓剡曾有《鹧鸪诗》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赢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语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诗说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这可见时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这种民族的压迫，仕路的闭塞，文人的失意，便构成当时的文学的一个很显著的特色，那便是产生了许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达观享乐的歌曲，赞颂隐居生活的诗篇。下面是几个例子。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赢。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随，兔走乌飞，仔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宫曲》，卢挚作。

    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庆东原》，白朴作。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黄菊绕东篱。正清樽斟泼醅，有白衣劝酒杯。官极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

    ——《碧玉箫》，关汉卿作。

    荒荒时务艰，急急光阴换。一局棋未终，腰斧柯先烂。百岁霎时间，莫惜此时闲。三两知心友，鲸杯且吸干。休弹，玉人齐声咀。狼山，兴亡一笑间。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庾天锡作。

    野塘花落杜鹃啼，啼血送春归。花开不拚花前醉，醉里又伤悲。伊。快活了是便宜。

    ——《游四门》，无名氏。

    乾坤俯仰，贤愚醉醒，今古兴亡。剑花寒，夜坐归心壮。又是他乡，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黄。龙山上，西风树响，吹老鬓毛霜。

    ——《满庭芳》，张小山作。

    这些都是随手拈来的例子。更有马致远的一首《夜行舡》，向来是视为这一类作品中的压卷之作：

    〔夜行舡〕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免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鸿巢计拙，葫芦提一向妆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这些消极的、玩世的、享乐的情绪，当时不仅?漫于新诗歌的坛坫中而已，即在戏曲上也是很显著的表现着。涵虚子著《太和正音谱》，分元人杂剧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而《陈传高卧》（马致远）、《黄粱梦》（马致远）、《岳阳楼》（马致远）、《竹叶舟》（范子安）、《铁拐李》（岳伯川）、《度柳翠》（无名氏），乃至《七里滩子陵垂钓》（宫大用）诸剧，在元剧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这种倾向，都是时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时代，便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这种消极的思想。这种消极的思想，其范围更蔓延得很广，不仅不得志的文人是那末颓废的自暴自弃，即高位者也往往脱口会写出唱出这种一口气的诗篇来。不忽麻平章曾写了有名的《辞朝》的一曲：

    〔点绛唇〕宁可身臣糟丘，索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

    〔混江龙〕布袍宽袖，乐然何处谒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无愁。数看残棋江月晓，一身长啸海门秋。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浃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禾食，胜如肥马轻裘。……

    这大约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政治实在太黑暗了，连身在政治里面的人物也深抱着消极的悲观的态度。二是：那种?漫于整个社会的消极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连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也被传染到了。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只要窗明炕暖蒲团厚，问甚身寒胜饱麻衣旧。”（不忽麻）这是如何浅近质实的享乐主义呵！更执着的享乐的思想，是表现在恋爱的沈醉与女性的肉的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描写是空前的不讳饰与不蕴藉。有许多荒诞的描写，是连最近代的文人们也是不忍出诸笔下的。这些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以不必引在这里。

    这是如何颓废的、放纵的、沈沦的时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沦在重重的压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却沈沦在悲观的、消极的、肉欲的、物质的、享乐的思想之中。这样构成了这时代前半期的文学的特色。这种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们虽然在魏、晋六朝的阮籍、刘伶，在唐的中叶李白诸人的篇什中，见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样的消极的享乐态度，却从来不曾见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质实的、肉欲的。我们的诗歌之中，当然也有比较现实的肉的描写，但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看来，都是相当蕴藉的，像《闲情赋》之所叙状者为止。像元人那么放纵的、赤裸的描写着食与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这种大胆的态度的造成，一方面当然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旧伦理的观念已不存在，一方面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我总疑心，在我们的许多元代作家的诗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来的成分在内。这话说来太长，在这里只好不提。

    二

    但说来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铁腕，扼住了中国政治的咽喉，不让旧日的汉族士大夫阶级，有扬眉吐气的余暇，但同时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驻防，与乎西南方的商贾们的交通，社会上的经济生活似乎还有突进的发展的现状。钞票是在这个时代中最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一来“巡礼”，便留连的不忍归去。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者为最多。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题着“古杭书会”或“古杭才人”新编的已有二种。这可确见“古杭”在这时代的前半叶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这又可见当时中国的南方乃至中国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其经济状况是很发达的。而一般人的经济的力量，也似乎并不比前落后，也许是更有进步。因了士大夫阶级的崩坏，农民们似乎确是少了一笔重担。（那时的士大夫已混入“编氓”之中）因了外国人的加多，国外贸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阶级的势力更突飞的进展不已。钞票的发行，此当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种新的压迫。在文学上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描写士、商的恋爱冲突的剧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实甫的《苏少卿月下贩茶船》（关于这个题材，作者极多，散曲中也有《双渐苏卿问答》，剧本也不止王氏一种；但他剧皆佚，惟王剧尚有辑本）。其他如《救风尘》（关汉卿）、《青衫泪》（马致远）等等也都以这个冲突为主题。

    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从前的文人们，除了几个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间者外，余者都是力争上流，从事于庙堂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即有寥寥的几个，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间的新兴文学的，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已。但这时候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文人们并不是为了偶尔的高兴，“屈尊降身”以与民众相周旋。他们却是为了切身的生活问题，来向民间作“文人”的了。他们为一般人民作剧本，写故事，著新词，完全为的是经济关系，生活问题。他们开始以写庙堂文学的同样用力与专心与谨慎，来写民众的文学，来为民众编纂日常习用的书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士大夫为民众们所使用。这个异常的社会状态，使得汉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一次异常态的空前的一幕；即在习见了无数的古典文学的努力者之后，我们在这时却第一次的见到无数的大作家，为非古典文学而努力着。这使中国文学，透进了绝清新的空气，这使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伟大的崭新的著作；特别是杂剧戏文，以及小说。可惜这个时代太短促了，昙花一现之后，便一去不复来了！（随了蒙古族的统治势力的过去而过去）中国又开始堕入另一个古典时代之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文人们仍然在无人知的境地里，为那些新体文学而努力着，然而他们的势力却已微弱得多了。戏曲的写作者虽仍然不少，却已不单是为民众而写作的了。假如这个封建社会的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经济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恐怕文学革命运动，要不待现代的十几年中方才绝叫着的罢。可惜这个“变态”的社会，究竟只能够若昙花的一现而已！

    三

    恰好在这政治的坫坛不能供一般才士文人所利用，而才士文人们又正在寻找另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经济上有了变动的一般社会——由静定的农业社会变做了商与农的社会——便吸收了这一大批的才士文人进去，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写作。

    在这个“变态”的社会之中，最发达的是戏曲。这是天然的，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充裕之时，一般人民的享乐心理，便愈趋于复杂化，高超化。简单的角技、迎神、赛会，以及说书等等，已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便自然的要落于那个高超而且复杂的艺术，即戏曲的身上。我们的戏曲在这时候以前，恰好已经有了萌芽，有了基础。这萌芽，这基础，在这时便很迅快的发展了，且更奠定了。宋、金时代的剧场，状态如何，因为文献无征，我们已无从臆断。但有一点，我们大约是可以知道的，他们的戏曲不仅为民间所使用，且也已为庙堂所使用（戏文似尚未取得庙堂文学的地位）。不过在民间，在庙堂，固定的演剧团体虽是有的，固定的演剧的场所，似尚没有产生，而常期的固定的演剧时间似更不曾有过规定。易言之，他们的戏曲的演唱似是间歇性的，且系专为有特别事故——节日或宴会——而演唱的，例如今日乡村中的剧团，非逢大祭日，大节日，或某一个特别的酬神之节便不开演。且他们的剧团，似乎也与今日的乡村中所见的剧团一样，其性质是流动的，是移转旅行于各地的。他们的演唱的主顾是某一村的全体，或某一个人。易言之，即系“趸卖的”，却不是如现在的新式舞台般的“零售”式的出卖的。这样情形，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的了。但在元代——蒙古大帝国的时代，我们却开始的见到那种“趸卖式”演剧，已一变而为近代式的“零卖”。这是极可注意的。易言之，即演剧团体在这时候，已足以被社会常期的供养着，而不必受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供养的了。他们现在虽常是流徙于各地，却是有了固定的演剧场所的了。他们现在是零星出卖于一般的民众，而不必趸卖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了。综言之，元代的演剧团体，因了元代经济情状的变动，已由被动的被雇用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地位，而变为主动的自由的在吸引着社会上一般的民众的了。这是很近代式的一种演剧方式，跟了很近代式的昙花一现的元代经济的变态状况而发生的。

    我们如着手研究这种固定的剧场的情形，是很可以使我们觉得有趣的。在一般文献之中去寻找这一类的参考资料，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般的文献，对于这种真正有重要价值的“社会文献”向来便是蔑视的。还是在戏曲的本身之中，却可使我们寻到了不少的材料。

    原来元代的演剧团体，虽有一部分是固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演唱着，但更大多数的却是流徙于各地“作场”的，正如近代的马戏班、旅行剧团一样。元代的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里，有一段文字将这个情形说得很详细：

    虔唱）〔紫苏丸〕伶伦门户曾经历，早不觉鬓发霜侵。孩子一个干家门，算来总是前生定。（白）老身幼习伶伦，生居散乐。曲按宫商知格调，词通大道入禅机。老身赵茜梅，如今年纪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场为活。本是东平府人氏。如今将孩儿到河南府作场多日，今早挂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儿来商量明日杂剧。孩儿过来。……

    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懒去勾栏里去。……（净）适蒙台旨，教咱来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栏罢却，勾栏罢却。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迟疑，你莫胡言语，我和你也棘赤。（虔末白）真个是相公唤不是？

    净）终不成我胡说。（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儿与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来。（净）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儿先去。我去勾栏里散了看的，却来望你。孩儿此去莫从容，相公排筵画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处，（合）一齐分付与东风。（并下）

    由这一段话，可见当时演剧者的生活及勾阑内容的一斑。当时演剧者，仍是要应“官身”的。“相公”唤了他们去时，他们却不得不去，“勾阑里散了看的”，立即前往应召。再可见勾阑的所在，是有固定处所的。演剧者却并不居住在勾阑之中。要做“杂剧”时，却先须挂了招子。招子盖即今日戏园之招贴或广告一类的东西。又，当时如果不需要正式演剧时，伶人们也可以应召前去“小唱”。元人杜善夫有“庄家不识拘阑”一支套曲（见《太平乐府》及《雍熙乐府》），写乡间农人初入城市，进勾阑观看院本而吃惊之状，由此颇可见当时勾阑中的情形的一斑：

    上略）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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