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蓝衣社魁首。在等待丰悌、贺衷寒等人赶来之际,******显得烦躁不堪,“面色铁青,来回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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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午后,在十余名蓝衣社魁首悄无声息地步入他的客厅后,他大发雷霆,以著名的“娘希匹”开头,叱骂起了丰悌以下的众多青年。他凶狠的目光,只是在掠过一名很少话语、任劳任怨的青年时,才略略温和一些。那就是首任书记、力行社创始人、从德国回来后兼任总会干事的滕杰。
******怒不可遏、语无伦次。他说,“《司令塔》事件”发生后,之所以没有枪毙丰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学生还有天良,不会做出什么遗羞万古的蠢事;他说,他的好学生死光了,剩下的要么愚蠢、要么自负、要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才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他并且谈到,倘若汪精卫不治身亡,他要枪毙在场的所有人,“殉葬汪先生,并辩白于天下人”……
也是这一天,在贺衷寒、丰悌等人退出后,******召来了戴笠。在一番密密细谈后,他给戴笠下达了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破获该案。”
戴笠调查出了刺杀汪精卫的刺客是孙凤鸣!但是,这个年轻人孙凤鸣的幕后操纵者又会是谁呢?
远在几个月前,戴笠就怀疑起了陈光国的真实身份。<>这一年,在破获许多**地下组织时,戴笠发现,那些绝密刊物中,“时常登出力行社的机密文件,几近一字不差”。它让戴笠意识到,“组织已被敌人渗透了”……
陈光国的种种阅历,更让戴笠疑窦丛生。他曾是“神州国光社”成员;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比如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田和民……正因此,在cc系的徐恩曾、宪兵团的谷正伦以及首都警察厅的王固磐,纷纷赶赴晨光通讯社查找证据时,他另辟蹊径,逮捕了陈光国。从一开始,他就判定这是一桩政治离间案。
11月2日,也就是刺杀汪精卫案发的次日,戴笠就获得了陈光国的些许口供;紧接着,戴笠抓获了刺客孙凤海之妻、被称为“天生丽质”的崔正瑶。
对这个弱女子的刑讯逼供,是号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中华民国,最令人发指的行径之一。但它使戴笠获得了更有价值的口供……
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人……
更重要的是,在崔正瑶供认的众多涉案人员中,包括了一名“改组派”成员、与汪精卫形迹密切的青年。戴笠欣喜若狂,他以坦荡的姿态,将这个人移交给汪精卫心腹、宪兵司令谷正伦审问……
此后几天,伴随着陈惘子、张维的纷纷落网,伴随着大卷大卷案宗的送往汪公馆,“改组派”不再怀疑******了,而其他派系也无话可说……终于使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信******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
……
直到此时,戴笠才开始追捕该案的两名幕后人物,余立奎和王亚樵。
抓捕余立奎,被戴笠视为毕生最屈辱的事件之一。那一天,戴笠率领二十余名特务分批前往香港,抓捕余立奎和王亚樵。
但是,王亚樵早已得到了消息,他密报香港警务处,有人私带武器入境,结果戴笠被香港警务处处长亨利?勃朗囚禁,关押了三日,直至南京送来持枪证始释……这是戴笠在民国十七年后,唯一一次坐牢……
走出拘留处后,戴笠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发誓要置余立奎、王亚樵于死地。他三管齐下,在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寻找王亚樵行踪外,并委派王亚樵同乡、旧友陈亦川遍访所识,“伪称代石友三送信……寻机面见王亚樵”。与此同时,他更致函港督葛洪亮,要求港方协捕王亚樵。
但不久以后,三套方案先后搁浅了:王亚樵狡兔三窟,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陈亦川虽然见到了余立奎,但很快被怀疑,“不惟无缘面见王亚樵,即余立奎亦迅速逃脱”。最后,作为王亚樵的朋友,葛洪亮对戴笠的态度极为恶劣,他说,按照保护******的惯例,不仅港方不会插手此事,倘若戴笠轻举妄动的话,他还将驱逐戴笠出境……
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戴笠才抓捕了余立奎。但是,为引渡余立奎,戴笠与港英当局开始了没完没了、近乎马拉松式的扯皮。港英法庭强调,作为十九路军团长,余立奎是******,香港政府不能予以引渡;戴笠反唇相讥,他说,余立奎更重要的身份,是王亚樵斧头帮、“暗杀团”的副首领,他所介入的刺汪案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犯条例予以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