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六中全会,他临行前叮嘱部下,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对红军轻举妄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卫国战争开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
也就在同一天,即十一月一日这天,汪精卫在南京遇刺重伤。这个消息,对于中国的亲日派们可以说是五雷轰顶、痛心疾首,对于无数的爱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因为在日本鬼子铁蹄入侵了中华的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后,特别是在日本鬼子对于华北地区的蚕食开始后,汪精卫已经由国民党的精英级的有志大人物,渐渐地蜕变了,蜕变成了相信中国一定战胜不过日本,为了中华民族的种族的延续,就得必须对日本进行妥协的“亲日派”了……
要说起汪精卫的被刺杀案,还要从头说起……早在,一九三五年春,汪精卫就突然收到一份针对他刺杀的恐吓信,说明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主张“曲线救国”的亲日活动。当时,汪精卫没有太以为然,汪精卫心想时刻有保镖保护着他,这些写恐吓信的人,还能成什么气候,当时汪精卫还在强烈地主张和开展着他所提出的“曲线救国”的亲日活动……
汪精卫的“亲日派”名声,其实从1934年4月11日就开始了。<>这一天,他在与******、黄郛密谈后,汪精卫宣布将与日本谈判,关于对日本鬼子占领的东北三省进行通车、通邮的问题,以及长城线的海关设置、华北的产业开发事项。
不久后,辛亥元老唐才常之子唐有壬出任外交部次长,年仅28岁的“日本通”高宗武,更以汪精卫特使的身份介入了中日谈判。在他们的努力下,1934年7月1日,以“东方旅行社”的名义,第一列从北平开往奉天的列车出发了;1935年1月10日,大批粘贴着伪满洲国邮票的信件,也寄往了关内……这样在汪精卫的主张下,“满洲问题被搁置争议了”,事实上,这些可视作对日本鬼子扶植的满洲国的默认。怎么不令国人对年少就已经成名的汪精卫另眼相看?……
中日和解的潮流,就这样渐渐卷起了。1935年2月20日,汪精卫发表了公开演说。汪精卫说,“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他又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理在神户发表演说,谈及中日亲善、共谋亚洲前途……此为总理一生之最后一次演说,凡我同志,无不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并且预言,“广田外相之演说,切合我国对日之态度。既有如此之共鸣,加以相互之努力,中日关系可望根本改观,而复于常轨”……
紧接着,1935年2月28日,叶楚伧替代了邵元冲,出任国民党******部长,三天后,他与陈立夫共同发表声明,严禁任何报章刊载反日言论;3月1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财产及营业自由保障令,“取缔一切排日、抵制日货行为”;又四天后,教育部审查了三百余种中小学教科书,认定其中两百多种为夹杂反日倾向的“不良教科书”,不仅全部取缔,并通告全国教育厅局长,“未经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今后一概不允使用”……
凡此种种,使汪精卫毕生积累、近乎完美的形象,瞬间倾塌了。
千万学生、愤怒青年无不斥之为“卖国贼”,千百封抗议信件涌向了行政院。至于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的外交部,更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在这个大背景下,1935年春天,汪精卫收到了一封关于要对他刺杀的恐吓信,并扬言说,如果汪精卫就此改过自新,进行抗日,那么可以饶汪精卫不死。
当时,汪精卫对待这封恐吓信,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汪精卫,跑去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是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等人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
同样勃然大怒的,还有******。******知道汪精卫口中所说的话后,他也扬言道:“自从我与汪合作以来,我与汪精卫亲密无间,分别负责安内与攘外,这才有了‘第二期革命’的节节进展,……如果我们两人关系出现裂痕,那将引发政潮、导致国家再次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谁知我忍辱负重的苦心,世人别忘了日本之外,中华民国还有一个世仇强敌,那就是苏俄!在俄国崛起之际,只有联日对苏,才能获得东亚的均势,换取几年,来之不易的安宁,日本人最终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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