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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好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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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大约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学生宿舍里住过。当时我十八岁,才刚上大学而已。爸妈担心我一来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二来又是头一次离家,所以帮我找了这个宿舍。这儿不但供应三餐,而且设备齐全,两老都觉得,即使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初出茅庐的少年,也应该能够适应才是。当然,钱也是个因素。住宿舍的花费要比一个人过活便宜得多了,因为你只要准备好棉被和台灯,其他的就都不必买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个人租个公寓,过得舒服自在一些,不过,一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金、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何况,只是找个地方栖身而已,并不需要太讲究。

    这幢宿舍位在东京都内一个视野良好的高台上。占地很广,四周还围着高高的石墙。一进大门,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榉树耸立在那儿,树龄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底下仰头一看,天空都教绿叶给遮得无间无隙。

    水泥道是绕着这棵巨树的,之后才成一直线穿过院子。院子的两侧分踞两栋三层楼高的水泥建物,平行并排。这种大型建有许多窗子,看上去总给人一种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监狱,或是由监狱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觉。不过绝对不会有不洁或阴暗的印象。从敞开的窗子你可以听见收音机的声音。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晒了太阳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迹。

    从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栋二层楼建,正是本都。一楼是餐厅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楼则有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也有贵宾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来做啥的。本部旁边是第三栋宿舍,也是一栋三层楼建。院子很大,绿色的草皮上有台水车溜溜地转来转去,阳光在车子上闪闪发亮。而本部后面,则是一块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场地和六个网球场。设备的确是尽善尽美。

    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一个基本的疑点。它的经营者是一个以某极右派人士为中心的财团法人,而它的经营方针这自然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扭曲得相当蹊跷。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册和宿舍条规就能知道个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针在于为国家培育有用的人才”,这是宿舍的始创本意。许多财界人士表面上是出于赞同才捐出个人财产,但实际上的用意则暧昧模糊,和这社会上的其他团体没有两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有人说这只是单纯的避税对策,也有人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更有人说他们是藉口盖宿舍,目的只是想把这块一等土地以类似诈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还有人说,其实都错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复杂得多了。他说,经营者是打算以住宿生为班底,组成一个政经界的地下派系。不过,事实上宿舍里确实有个特权集团,专门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为团员。详细的情形我虽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每个月都要召开好几次的研究会,经营者也参与其中。听说只要加入为团员,将来便不愁没有工作。众说纷云,我实在也无法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通点,即“反正这鬼地方是有些蹊跷的”。

    尽管如此,从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两年,我就都在这个“有些蹊跷”的宿舍度过。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这种“蹊跷”的地方过了整整两年,我也答不上来。如果只是过过单纯的日常生活的话,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伪善也好,伪恶也罢,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每天一早,庄严的升旗典礼便揭开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当然也播放国歌。

    就好比说进行曲离不开体育报导一样,国歌自然也离不开升旗典礼。升旗台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从那一栋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见。

    主持升旗典礼的是东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监。他长得高头大马,目光锐利,年纪约在六十岁左右。满头怒发混杂着几许白发,晒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长长的伤痕。听说他是陆军中野学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边有个仿佛是升旗帮手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学生的来历。他理了个小平头,老是穿着学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个房间。我从不曾在餐厅或澡堂里遇过他,是否真是学生也不知道。不过因为他总是穿着学生制服,想来大概是学生吧。否则实在也猜不出来会是什么人。和“中野学校”先生不同,他长得矮矮胖胖,肤色白皙。就是这么一对宝,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宿舍的院子里升旗。

    刚搬进宿舍时,好奇起见,我常特地在六点钟起床参观这项爱国仪式。早上六点正,几乎是和收音机的报时分秒不差,这对宝便出现在院子里,“学生制服”不消说,自然是穿着学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打扮,外加一双白色布鞋。“学生制服”提着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学校”则提着一台新力牌的手提录音机。“中野学校”将录音机放在升旗台边之后,“学生制服”便打开木箱。箱子里放着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国旗。这时,“学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将国旗递给“中野学校”,好让他为旗穿绳,然后“学生制服”便按下录音机的电源开关。

    “我皇治世”(译注:日本国歌名)国旗攀着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时,国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暂且……”时,旗子已经升到顶端了。两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转睛地仰望国旗。如果这时天空晴朗,又吹着风的话,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礼和升旗典礼大致相同。只不过顺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时是让国旗冉冉下降,然后收进木箱子里。晚上不挂国旗。

    为什么晚上不挂国旗?我不知道。晚上这段时间,国家还不是一样存在着,还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车、计程车的司机、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队、大楼的夜间警卫等。而这些人都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总觉得很不公平。但也许这其实并不挺严重罢!大概也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罢?会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这种人!再说,我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没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间,原则上是一、二年级学生两个人一间房,三、四年级学生则一人一间。住两个人的房间约六个榻榻米大,呈长方形,房间尽头的墙壁上镶着一面铝门窗,窗前则分别安上两组可以背向读书的书桌椅。在房门口的左手边还放了一张双层的铁床。家具看来都极简单牢固。除了书桌和床,另外还有两个柜子,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一个固定了的架子。再怎么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绝对没法说这是个诗情画意的环境。大部分的房间架子上都摆着电晶体收音机、吹风机、热水瓶、电热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面的锅子和简单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贴了些“平凡出击”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从哪儿撕来的小电影的海报。也有人开玩笑地贴了两头猪交配的照片,不过这算是极少见的。大部分都是贴裸女或年轻女歌星、女演员的照片。而桌上的书架上则摆了一些教科书、字典、小说等。

    由于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间都脏得不像话。垃圾筒底黏着些发了霉的橘子皮,被当作菸灰缸来用的空罐子,积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烟来,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来灭火,所以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馊味。每一种餐具都脏兮兮的,到处更是都黏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地板上也尽是些泡面袋子、空啤酒瓶、盖子什么的。但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要拿支扫把将这些废物扫进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风,地板上的灰尘便跟着飞扬起来,弄得房里灰蒙蒙的。而且,每个房间都飘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间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构成味道的“分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没别的,就是汗、体臭、还有垃圾。由于大伙儿把脏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没有人定期去晒晒棉被,棉被又吸进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没有致命的传染病发生,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和他们比起来,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像太平间一样。地板一尘不染,玻璃窗闪闪发亮,棉被一星期晒一次,铅笔好端端地收到铅笔盒里,连窗都一个月洗一次。我的室友爱干净爱到几近病态。我对其他人说:“这家伙连窗都拆下来冼。”居然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知道窗是必须经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挂上去就挂个大半辈子。“他神经病呀?”他们说道。于是,自此以后,大伙儿都管他叫“纳粹”或“突击队”。

    我们的房间不贴暴露的照片,贴的是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我本来贴了张裸女,但他却说:“喂!渡边,我……我可不喜欢这玩意儿……”,然后就将它撕下,换上运河的照片。我倒也并不是非贴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没说话了。不过,到我房间来玩的人看了那张运河照片,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答道:“『突击队』可是一边盯着,一边手淫哟!”我只是开玩笑地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伙儿全爽快地相信了。因为大伙儿实在太爽快了,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伙儿对我和“突击队”住在一块儿的事,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我倒不怎么厌恶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倒是不怎么干涉我,我反而乐得清闲。扫地是他,晒棉被是他,倒垃圾还是他。我要是一忙起来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发出臭味,他使会忠告我该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该去理发、剃鼻毛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只要有一只虫出现,他就拿着杀虫剂绕着房里四处喷。这时,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间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击队”在某国立大学里攻读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图。”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道。

    “你喜欢地图呀?”我问道。

    “唔!大学毕业以后,我想进国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图。”

    我深深体会出这世界上的人们果然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标。

    这还是我到东京之后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现今的社会里,对制作地图有兴趣、有热爱的人少之又少尽管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这的确教人很伤脑筋。

    但是一个一说出“地图”两个字就开始口吃的人会想进国土地理院,实在有点诡异。“突击队”并不一定是一开口就会口吃的人,可是只要一说到“地图”这个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来。

    “你……你念什么?”他问道。

    “戏剧。”我回答。

    “戏剧?意思是演戏?”

    “不!不是。是读剧本、研究戏剧。像拉席尔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亚的。”

    他表示他只听说过莎士比亚。其实连我自己也几乎可说是没听过。只是作笔记时曾写过罢了。

    “你就喜欢这些?”他问道。

    “谈不上特别喜欢。”我说。

    这个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来,口吃便愈形严重,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很不应该。

    “我什么都喜欢,”我解释道:“什么民族学呀、东洋史,我通通喜欢。只是有时会比较喜欢戏剧,如此而已。”不过,这段说明自然说服不了他。

    “我还是不懂,”他确实是一副不解的表情。“我……我喜欢地……地图,所以才念地……地理,所以才专程到东京来上大学,要家人寄钱给我用。可是你又是不一样的动机……”

    其实他的动机才是正确的。但我已经懒于解释了。之后,我们便将火柴棒折成两段来决定上下。结果他睡上,我睡下。

    平日他总是穿着白衬衫、黑长裤,再套上一件蓝色毛衣。小平头、高个子、高颧骨。到学校上课时则穿学生制服。鞋子、书包一律全黑,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学生打扮。所以说,他对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没兴趣,尽管大伙儿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突击队”。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也是因为懒得挑衣服穿的关系。他只关心海岸线的变化啦、新铁路隧道完工等等这类的新闻事件。只要一谈起这方面的话题,他就会一面口吃、一面咿咿呀呀地谈上一、两个钟头,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为止。

    而每天早上的“我皇治世”则是他的闹钟,只要一听见,他就起床。这么看来,那堂堂皇皇、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礼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起床之后。他便穿上衣服,然后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一开始刷牙洗脸,总是非大半天不肯出来。教人忍不住要怀疑他会不会是把牙齿一颗颗拔下来洗。好不容易回到房里,“帮!帮!”几声扯平毛巾的皱褶,将它摊放在暖气孔上烘干,跟着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之后便扭开收音机开始做起收音机体操来。

    由于我习惯熬夜读书,因此早上总得睡到八点左右。常常,他已经起床嗦嗦地开始忙,或是开始做体操,我还是好梦方酣的时候。可是,这时若是正好碰上体操中跳跃的那一节,我一定会醒过来。你非醒来不可。因为他每跳一次也确实是跳得很高就会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动、嘎嘎作响。我隐忍了三天。因为有人劝我说团体生活必须作某种程度的忍耐。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不起啦!你能不能到屋顶上去做收音机体操呀?”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在这里做会把我吵醒。”

    “可是已经六点半了啊!”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知道是六点半啊!但是六点半对我来说还是睡觉的时间。没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样!”

    “不行呀!到屋顶去做的话,三楼的人会说话。这房间下面是仓库,没有人会说。”

    “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在草坪上做!”

    “那也不行呀!我……我的收音机不是电晶体的,没有电源就不能用,没有音乐我就不能做体操了呀!”

    他的收音机确实是古董型的,而我的虽是电晶体的,但却只能接收FM的音乐,这下子可好了。

    “彼此作一点让步吧!”我说。“你还是做你的体操,但跳跃那一节就省了吧!跳起来真吵死人了!这样可以了吧?”

    “咦!跳跃?”他仿佛吃了一惊,又追问道:“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嘛!碰碰跳的那种呀!”

    “没有啊!”

    我的头开始痛了。心里是已经不想再计较了,但又觉得说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我便真的哼起NHK电台体操节目的第一首旋律,然后在地板上“碰!碰!”地跳了起来。

    “你看,就是这个呀!有没有?”

    “哦!对了!是有呀!我忘……忘了。”

    “所以说呀!”我坐回床上说道。“就这一节省了好吗?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省了这一节,让我好好睡觉,行吗?”

    “不行!”他爽快地说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节省掉。十年来,我每天都做,只要一开做,就毫无意识地做到结束。省掉一节的话,我就完全做不起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到底还能说些什么?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把那台可恶的收音机扔到窗外去,但倘若真这么做了,势必会大大地引来一番革命。因为“突击队”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财产”的人。我一时语塞,呆呆地坐在床边。

    这时,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来了。

    “渡……渡边,一块儿起床做体操不就得了?”说罢,便吃他的早餐去了。

    我把“突击队”和他的收音机体操的事说给直子听,直子咯咯地笑个不停。我原先并没打算拿它当笑话来讲,但结果却连我自己也笑了。她的笑脸即便是一闪即逝可真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下了电车,便沿着铁路旁的长堤走到市谷去。这是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早上的一场倾盆大雨在中午之前就停了,低垂郁结的乌云被南边吹来的风吹得不知去向。鲜绿的樱树迎风摇曳,阳光在上头闪闪发亮。那阳光已是初夏的阳光。擦肩而过的人们已经脱去毛衣、外套,将它披在肩上或抱在怀里。在星期天午后和煦的阳光下,人人看来仿佛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长堤的对侧有个网球场,一个年轻男人脱下衬衫,只穿着短裤在挥舞着球拍。两个修女整整齐齐地里着一袭黑色的冬制服,让人觉得夏日的阳光对她们似乎是莫可奈何。不过两人仍旧带着一副满足的表情,边晒太阳边谈天。

    走了十五分钟,背部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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