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谋杀继母而对约翰-卡文迪什的审判在两个月后进行。
有关这几个星期来的情况,我要说的不多,但是,对玛丽-卡文迪什,我充满了真诚的赞美和同情。她热情地站在丈夫的一边,摈斥一切认为他是有罪的念头,并且竭尽全力为他战斗。
我把我的这种赞美告诉了波洛,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是呀,她是那种在逆境中方能显出她们的最好美德的女人,在这种时候才能充分表现出她们身上的极度温存和无限真诚。她的骄做和妒忌已被——”
“妒忌?”我问道。
“是的。你没有意识到她是一个非常妒忌的女人?我现在在说的时候,她的骄做和妒忌已被搁到一边。除了她的丈夫,以及那威胁着他的可怕的命运,她什么都不去考虑了。”
他说得非常富有感情,我诚挚地朝他注视着,想起了那最后一个下午,当时他正在仔细考虑说还是不说。怀着他的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的柔情,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决定是由他作出的。
“即使到现在,“我说,“我也几乎不能相信这一点。你知道,直到最后一刻,我还认为是劳伦斯!”
波洛咧着嘴笑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
“结果却是约翰!我的老朋友约翰!”
“每一个杀人犯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朋友,”波洛富有哲学意味他说。“你不能把感情和理智混淆起来。”
“我得说我认为你本来司“以给我一点暗示的。”
“也许,我的朋友,我不这样做,正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
这话使我感到有点难堪,我想起了我如何把我认为是波洛对鲍斯坦的看法急急忙忙地告诉了约翰。顺便说一句,有关对他指控一事,他已被宣判无罪。不过,尽管这一次由于他对此极为机灵,指控他犯有间谍活动罪没能得到证实,他的活动可大大地受到限制了。
我问波洛他是否认为约翰会被宣判有罪。使我十分吃惊的是,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有可能宣判无罪。
“可是,波洛——”我表示不同意。
“哦,我的朋友,我一直没有对你说过,我没有证据。知道一个人犯罪是一回事,而证明他犯罪又是另一回事,假若是这样的话,证据是极少极少的。这就是整个困难所在。我,赫卡尔-波洛,是知道的,但是,在我的链条中,还缺少最后的一环。除非我能找到这缺少的一环——”他沉重地摇摇头。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约翰。卡文迪什的?”过了一会,我问道。
“你一点都没有怀疑他?”
“真的没有。”
“在你偶然听到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之间的那次谈话片断,以及看到她后来审讯中不够坦率之后,也没有?”
“是的。”
“你不要把两个和两个放在一起,而应该考虑到,假如那天下午和英格里桑太太吵架的不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你总还记得,他在审讯时竭力否认这一点——那一定是劳伦斯或者是约翰了。如果这是劳伦斯,玛丽-卡文迪什的举动则就令人费解。但换之,如果是约翰,这整个事情解释起来就非常自然了。”
“这么说,”我恍然大悟,叫了起来,“那天下午和英格里桑太太吵架的是约翰了?”
“一点不错。”
“你一直知道这情况?”
“当然。卡文迪什太太的举动只能这样来解释。”
“可是你说他可能被宣判无罪?”
波洛耸耸肩膀。
“我是这么说的。在警察法庭的诉讼程序中,我们将会听到对原告有利的案情陈述,可是完全有可能他的律师会建议他保留答辩权。而到正式审判时,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还有——哦,顺便我有句话要告诫你,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一定出面。”
“什么?”
“是的。正式说,我和这没有什么关系。在我找到我链条那最后的一环之前,我必须留在后台。卡文迪什太太一定会想到,我正在为他的丈夫奔波,而不是在搞他。”
“哟,我看,这可有点象在耍手段。”我表示不赞同。
“根本不是。我们不得不和一个极其狡滑、无耻的人打交道,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切方法来控制住他——否则他会从我们的指缝中溜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谨慎小心地呆在幕后。所有发现都是贾普作出的,因此贾普将得到全部荣誉。要是叫我去作证的话,”——他豁达地笑了起来——“那就有可能成为有利于被告一方的证人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这完全是按章办事,”波洛继续说。“说也奇怪,我可以提出证据来推翻原告一方的一个论点。”
“哪一个?”
“说是毁坏遗嘱这个论点。约翰-卡文迪什并没有毁坏那份遗嘱。”
波洛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我不想去探究警察法庭诉讼程序中的那些细节了,因为它包括了许多令人厌烦的复述。我只打算直截了当他说一点:约翰-卡文迪什保留了自己的答辩权,并被正式交付审判。
九月间,我们全部到了伦敦。玛丽在肯辛顿租了一幢房子,家庭聚会的人员中包括波洛。
我自己已被分配在陆军部任职,因此得以经常地看到他们。
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波洛的精神态度变得愈来愈坏了。他说的那个“最后一环”依然没有着落。我私底下希望,也许还是这么搁着的好,因为,要是约翰宣判有罪的话,对玛丽来说,还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九月十五日,约翰-卡文迪什因被控“蓄意谋杀埃米莉-阿格尼丝-英格里桑”,且“不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出庭受审。
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土受聘为他辩护。
菲利普斯先生代表王国政府开始提出公诉。
他说,这是一桩经过充分预谋的,极为残酷的凶杀案。它完全证实,一个慈祥轻信的女人被她的前房儿子所蓄意毒杀,而她对待他胜过亲生母亲。自他童年起,她就开始抚养他。直到今天,他和他的妻子仍受到她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料,在斯泰尔斯庄园过着奢侈的生活。她是他们的慈善、慷慨的恩人。
他提议传证人上庭证明被告——一个浪荡公子——如何在经济方面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他还继续和一个邻近的农场主的老婆叫雷克斯太太的私通。这一消息传到他后母的耳中,就在她被害的那天下午,她为此责备了他,结果发生了争吵,其中一部分话被人无意中听到。在这前一天,被告曾去村子里的药店买回士的宁,他化了装,试图借此把罪责加到另一个人——即英格里桑太太的丈夫身上,被告对他极为妒忌。幸亏英格里桑先生能够提出无可指摘的证据,证明本人不在犯罪现场。
检察官继续说,七月十六日下午,和自己的儿子争吵后,英格里桑太太立即立了一份新遗嘱,这份遗嘱第二天早上发现已被毁于她的卧室的壁炉中,但证据经显露,表明它立得有利于她的丈夫。实际上,在结婚之前,死者已立有一份于他丈夫有利的遗嘱,但是——这时菲利普斯先生摇着一个富有表情的食指——被告对此一无所知。这份旧遗嘱迄今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重立一份新的,他没能说出。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了,说不定有可能已经忘掉了以前的一份;或者是——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似乎更可靠——她也许有一个想法,以为结了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某种说法。女士们总是不很精通法律知识的。大约在一年前,她已经签署了一份于被告有利的遗嘱。他还将传来证人证明在那个不幸的晚上,最后把咖啡递给英格里桑太太的是被告。当天晚上,他曾得到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就在那时候,无疑,他找到了烧毁这份遗嘱的机会,因为就他所知,这份遗嘱会使英格里桑先生的受宠得以合法化。
被告的被捕是由于侦探贾普巡官——一位非常高明的警宫——在他的房里发现了一只装士的宁的小药瓶,这就是作案前一天村子药店卖给假英格里桑先生的那一只。陪审团将确定这些导致定罪的事实是否足以构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
菲利普斯先生巧妙地暗示,陪审团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难以想象的,随后他坐了下来,擦了擦前额。
为原告作证的主要证人大多为验尸时被审讯过的那些,此外,还第一次提出了验尸报告。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他以对待证人采用威胁方式而闻名全英国——只问了两个问题。
“我想,鲍斯坦医生,那士的宁作为一种麻醉剂,作用是很快的吧?”
“是的。”
“而你说不出在本案中所以缓延的原因?”
“是的。”
“谢谢。”
梅司先生认出检察宫给他着的这只小药瓶就是他卖给“英格里桑先生”的那只。经催促,他承认他只是跟英格里桑先生面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这个证人没有再受到盘问。
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受到传讯,他矢口否认去买过毒药。他也否认同他的妻子有过争吵。好几个证人都证明这些陈述是正确的。
花匠的证词,叙述了有关在遗嘱上连署的情况,接下去传讯到多卡斯。
忠实于她的“少爷”的多卡斯,竭力否认她听到的是约翰的声音,而且不顾一切地一口咬定,在闺房里和女主人争吵的是英格里桑先生。正在受审的被告脸上,掠过了一丝苦笑。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勇敢的违抗是多么地没有用处,因为否认这一点并不是辩护的目的。卡文迪什太太当然不可能被传到庭上来发表不利于她丈夫的证词。
就其它情况提了几个问题后,菲利普斯先生问道:
“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你是否记得派克森商店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寄来过一个包裹?”
多卡斯摇摇头。
“我不记得了,先生。也许有这件事,不过劳伦斯先生六月份有一段时间不在家。”
“倘使有个包裹寄给他而他又不在家,那怎么办?”
“可以放在他房里或者是转给他。”
“这由你管吗?”
“不,先生,我只是把它搁在过道的桌子上。象这类事都由霍华德小姐料理。”
伊夫琳-霍华德被传到庭上。问了她几个别的问题后,就问她这个包裹的事。
“不记得,来的包裹很多。我没法一个个都专门记住。”
“你是否记得劳伦斯先生去威尔士后,你有没有把这个包裹转给他,或者是你就把它放在他房里了?”
“想不起转过包裹。有的话应该记得的。”
“假如有个包裹寄来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可后来它不见了,你应该发觉它的失落吧?”
“不,我不这样想。我会认为有个人把它保管起来了。”
“我相信,霍华德小姐,是你找到这张包装纸的吧?”他举起波洛和我在斯泰尔斯庄园的起居室里检查过的那张满是灰尘的纸。给她看了看。
“是的,是我。”
“你怎么会去找这张纸的?”
“那个雇来办这桩案子的比利时侦探要我找的。”
“你最后是在哪儿发现它的?”
“在衣柜的——的——顶上。”
“在被告的衣柜顶上?”
“我——我相信是这样。”
“不是你自己找到的?”
“不。”
“那你应该知道你是在哪儿找到的了?”
“是的,在被告的衣柜上。”
“这就好了。”
派克森戏剧服装商店的一个店员作证说,六月二十九日,他们根据要求给L-卡文迪什先生供应了一大绺黑胡子。它是来信订购的,信内附有一张邮政汇票。不,来信他们没有保存。全部交易情况都记载入册。根据来信指明地址,他们已将胡于迳寄“斯泰尔斯庄园,L-卡文迪什先生。”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沉重地站了起来。
“这信是从哪儿写来的?”
“从斯泰尔斯庄园。”
“你们包裹寄的是同一地址?”
“是的。”
“信是从那儿来的?”
“是的。”
海维韦萨就象一头猛兽朝他扑了上去。
“你怎么知道?”
“我——我不懂。”
“你怎么知道信是从斯泰尔斯来的?你看到邮戳了?”
“没有——不过——”
“啊,你没有看到邮戳!可你竟这么自信地肯定说信是从斯泰尔斯来的,事实上,它也许盖的是别的什么地方的邮戳呢?”
“是——的。”
“这封信虽然写在印有地址的信纸上,可事实上,它也许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投寄的呢?譬如从威尔士?”
证人承认情况有可能是这样,于是欧内斯待爵士才表示满意。
斯泰尔斯庄园一个干粗活的女佣人伊丽莎白-威尔斯陈述说,那天晚上她已上床,后来想起她把大门给闩住了,没有象英格里桑先生所要求的那样只扣上弹簧锁。因此,她就又下楼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时,她听到右侧屋有轻微的响声,偷偷朝过道一看,看到约翰-卡文迪什先生正在敲英格里桑太太的门。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上迅速解决了她的问题,在他的无情的逼问下,她绝望地自相矛盾起来了,于是欧内斯特爵上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重新坐了下来。
安妮的证词叙述了地板上蜡烛油的事,以及看到被告把咖啡送进闺房。
审判到此休庭,定次日继续进行。
我们一回到家里,玛丽就大骂检察官。
“这个可恶的人!他给我的可怜的约翰拉上了一张什么网!他竟把每一桩小事都歪曲得面目全非!”
“哦,”我安慰说,“到明天情况会不同的。”
“是啊,”她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哈斯丁先生,你不会认为——”这谅必不会是劳伦斯——哦,不,不可能!”
可是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因此一和波洛单独在一起,我就问他,他认为欧内斯特爵士到底是什么意思。
“嗨!”波洛赏识地说,“他是个聪明人,那位欧内斯特爵士。”
“你认为他是否相信劳伦斯犯了罪?”
“我并不认为他相信或者特别注意某一点!不,他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在陪审团的思想上引起混乱,使他们在认为是他兄长干的这个意见上产生分歧。他力图证明告发劳伦斯的证据完全和告发约翰的一样多——我十分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重又开庭审判时,第一个被传的证人是侦探巡官贾普,他的证词简明扼要。在叙述了较早的一些事情后,他继而说:
“接到按照通知行动的指示后,萨默海警长和我本人,趁被告暂离住房时,搜查了他的房间。在他的五斗橱里,一些内衣裤的底下,我们发现:首先是一副和英格里桑先生戴的那副相似的金边夹鼻眼镜。”——它己提交给庭上——”其次就是这只小药瓶。”
小药瓶就是药店伙计已经辨认过的那只,是只蓝色的小玻璃瓶,里面装有一点白色结晶状粉未,瓶上标明:
“土的宁盐酸。剧毒。”
自警察法庭起诉以来,被侦探们发现的一件新证据是一张长长的,几乎是全新的吸墨水纸。它是在英格里桑太太的一本支票簿里发现的,用镜子一反照,就清晰地映出这么几个字:“……我死之后,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均遗给我心爱的丈夫阿弗雷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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