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晚清?末路

老屋——清末立宪运动的社会心理解读何谓社会心理？根据学理上的解释，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凌乱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初级的含有较多直觉成分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实际，直接形成于种种现实生活迹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社会心理促成一定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它具有广泛性、群众性，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它以感情、情绪、习惯、风俗，传统的形式存在，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易改变；　第三，社会心理反映一定的社会风貌，表现一定的人心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社会心理的群体性、稳定性和向背性，决定了社会心理是巨大而顽强的力量，或推动和阻滞社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风俗，这个巨大的力量，经常不是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能够阻挡的。我们现在不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审视清末的立宪运动，从中可以看得出，为什么能够破天荒地开启中国的宪政，又为什么会失败，这其中固然有种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但偶然也是必然之中的偶然，背后有必然的因素。当社会心理就像洪水奔腾向海，只能疏不能堵，当时代的洪流奔腾向海，谁也阻挡不了，所有的阻挡者都被摧枯拉朽般摧毁或淹没。清末立宪就是在强大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启动的，也是在强大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失败的，真可谓，成亦社会心理，败亦社会心理。当然，这是放之四海皆可的笼而统之的说法，是正确的废话，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并进行具体的社会心理分析，才更具说服力。在此，笔者不揣学疏才浅，试着做一次历史的社会心理学解剖。众所周知，清末立宪之提到议事日程，直接原因是日俄战争，在这场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的交锋中，日本竟以小胜大，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取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其制胜的法宝，就是因为推行宪政，国家为之一变，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1902年还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在亚洲地区傲然挺立，崭露头角。作为近邻，也作为一个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民族，中国人目睹了日本是怎样从明治维新，从宪政走向民富国强的，日本战胜俄国，让中国人看到了背后深刻的政治原因。是推行君主立宪让日本走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以至于能以小博大，打败中俄。此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之中失败，一部分国人仍心有不甘，认为中国战败，是因为李鸿章一人战日本一国，日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现在，日本战胜俄国，这个一度侵占中国领土，让中国畏惧的庞然大物，铁一般的事实将国人心里那点不甘打扫干净，立宪强国被社会心理普遍认同：“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大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果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是不是专制就不能强国，宪政就一定能强国？是不是专制就一定打不过宪政？这恐怕不好说绝对了。历史上，专制造就强大帝国征服四邻的史实多得很，而宪政之下却未能强国，世界上也不乏鲜活的例子。不过，宪政作为一种最好的治理国家手段，在当时和现在被普遍认同。正像历史学家唐德纲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当中国深深认同立宪强国这个“立宪决定论”时，立即要求实行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事实正是如此，庚子事变以前的顽固派，此时早已边缘化了，只存在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没有了反对派的声音。“勋戚大臣”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清廷赶快立宪，而且这些“勋戚大臣”几乎个个都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专家，都懂得从社会心理论证速行宪政。作为“勋戚”的军机大臣奕劻讲得非常好，“自古以来，朝廷大政，咸以民之趋向为趋向。今举国趋向在此，足见现在应措施之策，即莫要于此。若必舍此他图，即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也。以吾之意，似应决定立宪，从速宣布，以顺民心而副圣意”。作为“勋戚”的皇贝子溥伦，更是四处奔走，游说权贵，呼吁迅速召开国会，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没想到这位皇族是个乌鸦嘴，后来的历史竟被他一语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离心离德，轰然崩塌。作为“大臣”的袁世凯、周馥、张之洞、丁振铎、林绍年、岑春煊、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自尊心强，年轻激进的“校舍学子”要求立宪更不在话下，你不搞立宪，他们就有排满情绪，搞排满活动，总之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情绪，张之洞就强调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可见，在当时，“立宪”是一个多么时髦的词。1905年清廷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此为在罗马合影。面对汹涌的民意，清廷不可能置若罔闻，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虽然专制，此时也不能不有所开明，她对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然后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名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到了“唯有牺牲多壮志”的地步——命可以不要，宪不能不立。1906年9月1日，清廷就发布《仿行立宪上谕》，诏示天下，仿行宪政。两年后，清廷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纷纷召开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表面上看，日俄战争催生了中国的立宪运动，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要忘记，社会心理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其改变也非一朝一夕，它就像一个动力惊人的庞然大物，不动则矣，一旦动起来，谁也挡不住。我们固然承认某些事件、某个节点会促成社会心理的快速形成，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长时间累积而成的力量。我更愿意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强国”这一社会心理的催化剂，经此催化，社会心理得到高速发酵，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实际上，立宪强国这一社会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然结果。自1840年，中国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救亡图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如何救亡图存，时代的先哲们指出，要“师夷长技”。在学习一种异质文明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文化的冲突，因此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是只学习借鉴技术，还是技术背后的制度模仿，一直争论不休。中国经历过30年的洋务运动，到日俄战争的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彻底解救中国。正像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当时的大学士孙家鼐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怎么大变，那就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政体，这就是所谓“大变”，没有“大变”，就不会有成效，一切皆因循守旧，走不出既成格局。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之后，这种认识就很清晰了，此战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考，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经不起日本一击，原因就是仅仅学人家的光声化电还不够，光引进坚船利炮也不够，还要学政治制度，革掉自己的现有政治制度。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需要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社会心理。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正是如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的，只要洋务运动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为了保住第二步，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来了。从军事工业到重工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技术到制度，这是必然的结果。往深里说，中国自1840年以来，经历着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不仅表现为政治制度的转轨，经济体制的转向，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模式的转换,还必然表现为社会心理的嬗变。清末的社会心理突然转向立宪，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桎梏走向自由，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社会心理演变过程。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要求结束封建专制，发展民主政治，争取国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确立自己的现代人身份，享受现代文明。因此，立宪强国固然是句实话，其实，立宪是中国现代化丰富社会心理需求的一个方面。很显然，当时的中国专制得太久了，被外国欺压得太久了，国民现代化的要求变得格外迫切，恨不得国家能立即富强起来，既然立宪有强国的效用，恨不能马上学习西方政治，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真正的宪政。9年预备太久，只争朝夕。社会心理对漫长的立宪准备缺乏足够耐心。这是能够理解的，人有这样一种心理：痛苦已经减退时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相反，在痛苦最深重的时候，反倒会逆来顺受，自然阉割希望。当民众被专制压制最深时，民众只好逆来顺受，默不做声，当统治者要改恶从善，减轻民众的痛苦时，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清末立宪之际，就有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甚至被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所支配，稍有失望就怨气冲天，反而会引发大规模排斥抵触情绪。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笼罩下，为了加快推进立宪救国强国，以士绅为主力的立宪派组织了三次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请开国会的声音响遍全国，《民立报》描述说：“请速开国会之声浪如潮涌、如雷震，凡诸反对亦阳表同情，只暗中阻挠。”谁要是公然反对和阻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会有好下场。与这种急切的社会心理逆道而行的，是清廷被动无能，自私自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平庸无能，虽然后来在他们的手里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却在1911年5月组织了“皇族内阁”，忙着“抓军权”，强化中央集权，让国民尤其是立宪派觉得清廷并无实行宪政的诚意，大失所望，立宪派两度要求罢斥皇族内阁，发表“告全国父老书”，痛诋政府，满清政府仍不为所动。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当人们的政治处境趋向好转的时候，如果当权者又突然逆势而行，所引起的反抗必然是无比强烈。尤其是热衷于政改的立宪派的失意心理、逆反心理可以想见。有一点要清楚的是，清末立宪是在清朝权威合法性不断流失之后开始的，操持这样一场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对一个弱势的政府来说，难度可想而知。当这场立宪改革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实际上增加了地方和民众的权利之后，尤其是权利长期被压抑之后的突然井喷，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政治参与热情被激活，民众对清朝提出了更多的激进要求，如洪水般无法阻挡，令清廷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充分满足民众的要求，就要分权放权，必然进一步削弱自己的权力资源，如果不能满足，就会阻挫社会心理，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产生失意和逆反心理。失意和逆反会驱使人走向极端，而一群因失意和逆反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会像梁山好汉聚在一起一样，结成同盟，会成为一种失意、逆反情绪制造者的报复力量。怎么报复呢？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革命。一方面，是正如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曾指出的：“一般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是它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实施长期的暴虐统治以后，当他想要改善其臣民的命运时，只有最精明老练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持住自己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之所以为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不是因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改革教会了这个民族怎样去发动革命。”就是说你给了人们一线光明，让人们尝到光明的好处，却又用玻璃把人们挡住不让人们去拥抱光明，他们就很有可能砸烂玻璃跑出去。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已快成星火燎原之势，革命气氛笼罩全国，原先还谴责革命派用人肉炸弹炸伤考察大臣的人，谴责革命派毁误中国前程命运的人，此时，很容易因为失意、逆反而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结成政治同盟。毕竟，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近代化转型不可得时，他们只好求取别的方面，何况革命唾手可得，操起便用。此时，他们本来是要翻修清朝这栋老屋的，最后变成把老屋拆掉重建。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比喻，是袁世凯发明的比喻。就在1906年8月27日那次廷辩上，袁世凯就讲到这个精当的比喻，他把立宪比成“夫以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这真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的分析，很符合民众的社会心理。老屋虽然老，根基仍在，任其飘摇，亦尚可支持。一如清朝的统治，两百多年的统治根基，就是不实行宪政，维持或是加强集权统治，谁敢说不能扑灭孙中山的革命，维持自己的统治？谁敢说这样的维持，要比立宪导致统治轰然倒下来得更快？正如有论者所说，一切率由旧章，则清廷无非就是不能“攘外”，但并不至于丧失“安内”的能力。事实正是这样，君主专制并不是不可支持，老屋翻修之前，虽然破败，但毕竟还有曾经富丽堂皇的品相，怎么看总还看得过去，一旦翻修，一经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样子就非常难看，尤其令那些对华房美屋抱有极大期望的人非常不满，当民众不忍看到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时，干脆就偏向于把老屋推倒重建。这就像清末立宪，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了，清朝立宪过程中种种丑行谬论，不能很好地回应民众的请愿，还要更加专权，给人一种假立宪真专制的印象，会让民众产生一种受骗上当的心理，反而激起民众更多的不满，偏向于同情和支持革命派，把这个旧制度专制推翻，建立新的共和制度，是为旧房不能拆，新房不能立，历史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心理作用曲折前进的。执政要顺应社会心理，而不是逆社会心理而行，要疏不要堵，防止社会心理偏激。改革也是如此，当确定了良好的改革目标之后，或者已经启动了之后，就要勇敢地走下去，并与社会心理良性互动，在改革中不断修正民众不满的地方，求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有可能走向双赢的改革目的。哪怕遇挫，只要有民众的支持，也可以克服，因为，历史潮流虽然会回旋曲折，但大方向不会改变。要是逆社会心理而行，断绝民众对改革的希望，错过安全改革的最佳时机以及最佳环境，其结果往往是“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一百年前，80%的中国人是文盲，农民保守无知，他们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国破民贫，许多人连生存都关心不过来，更无暇关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市民阶层少，似乎难以形成自治社会……这些，我们可以从美国传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管窥一斑。结论是，按照“中国人素质低”的论调，一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但历史清晰地写着，一百年前，低素质的中国人开始了宪政改革，即清末预备立宪。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行宪政必然要遵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但有宪法的国家未必就是实行宪政，宪政是实践、制度。清末立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即保留皇帝的“民主制度”，这对于皇权专制，就是伟大的民主化改革，预示着无限的希望。我们现在讲清末预备立宪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腐败、落后、封闭的清王朝和专制制度在西方文明，尤其是外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摧枯拉朽，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日益感到再不进行变法革新，满人统治将无法维系下去，皇权将难以为继。戊戌变法就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之下进行的一场维新运动，目的是自强。甚至可以说，慈禧还表现得相当激进，她对光绪皇帝说，“今宜专讲西学”，大有连老祖宗的中学都抛弃之嫌。但是，当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又亲手毁掉了这场改革，即便这样，仍然没有抹掉她内心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想法。1900年，慈禧太后抵制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的冒险一搏以失败告终，八军联军侵华，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联军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本人连同皇室成员仓皇逃亡西安。这一次，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如同丧家犬一般逃亡，自己的皇宫、御园被攻被毁，内心的痛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加之这一次国家凄惨劫难，让国民们普遍对朝廷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丧失信心，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变法自强、力挽危局、收拾人心的决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以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这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始，是一次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挽救行为。这个上谕继续了戊戌变法的目的——自强，方法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确定要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展开。应该说新政的推行让国家呈现一片崭新面貌，如若长此以往，未尝不是国家之幸。新政推行不久，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俄国被日本打败，一时舆论沸腾：“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总之一句话，就是将两国交战胜败归因为政体不同，日本的立宪政体优于俄国专制政体之故。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唯有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全国上下都意识到，只有立宪可以救中国，催促朝廷赶快立宪。于是，慈禧太后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诸国的政治。考察大臣回国后，四人（李盛铎留驻比利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一致认为，中国舍立宪而外别无他途，特别是载泽，他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婿，又为皇族中人，他在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很容易得到慈禧的信任，于是清廷下定决心，预备实行宪政。很自然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首，无不尽变”。在决定预备立宪之前，统治高层有过多次激烈的辩论，辩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就是立宪会不会受中国人素质低的制约，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在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这个话题首先是由尚书徐世昌提出的，他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意思是，渐进式的改良（洋务运动），我们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而立宪，就是要从民众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对此大学士孙家鼐表示赞同，他说：“如君言，是必民之程度渐已能及，乃可为也。今国民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犹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适为厉阶，仍宜慎之又慎乃可。”意思是说，民智未开，现在搞立宪还不是时候，强行推出，遗害无穷，要慎之又慎。政务处大臣张百熙接着这个话题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的意见是，民智之开是施行宪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要坐等民智开放到适合立宪才搞宪政，那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担忧，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还是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民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宪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袁世凯虽然承认铁良所说的现实性合理性，但他认为：“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无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则吾辈所当共勉者也。”袁认为，既然民智未开，吾辈就理当为民开智，而不是坐等，不主动开启民智而坐等民智自己开化，那是不负责任的事。清末袁世凯铁良接了袁世凯的话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等，乃可为也。”铁良的中心思想还是说国民素质低，立宪之后首当其冲是普及教育，到处演讲，要使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立宪的要求，否则，民众不懂得立宪的要义，不以有权利为幸事，反把义务看成苦差，那是搞不好的。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庆、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这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不顾义务，而是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并生并存，这就需要人民有“自治心、公益心”。单就国民素质而言，清廷也意识到“人民程度未及格”（梁启超语），立宪之所以要先预备，就是因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真正开国会，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但预备毕竟是民主化改革的开始，是在预热，这既是对国民素质的操练，又说明清廷并没有把国民素质视为立宪不可逾越的阻碍和拒绝立宪的借口，而是尊重现实，渐次推进，想法和做法不能不说都是客观理性的。可以说，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争辩，就在这次廷辩后三天，清廷下诏预备立宪，这次廷辩针锋相对，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改革矛盾交集的写照。当时的《东方杂志》对这次廷辩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确实如此，当时，虽然谁也不敢公然反对立宪，但立宪缓行派的声音仍然很强大，除了朝中大臣，在社会上也有支持者，他们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民程度上还不具备立宪要求。即便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后，这种讨论仍未消停，比如陆宗舆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智识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只是，相对于核心阶层，这些声音的影响力反倒要小得多，立宪的意见反而相对一致。正是在1906年8月27日这次争辩之后，立宪派最终影响了最高执政者，下定预备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清朝发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并改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现在看来，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焦点是即行还是缓行的问题，立宪缓行派认为应该缓行，打比喻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立宪）固然是解牛（强国）必需的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这完全是荒谬的，因此，“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而立宪派的理解是，你不给民众一把牛刀试着去剖解，民众永远也不会解牛，更不会达到庖丁解牛的水准。比较而言，我认为，立宪派关于国民素质与民主改革的关系讲得清晰浅显而又点到要害，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人的行为（包括文化素质）是制度的产物，中国人素质低，毋宁说是落后制度在人的行为中的真实反映，提高人的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改革制度，激活人们身上优秀的潜质。通过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来提升国民素质，让人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反过来，人的素质提高了，又会不断要求和改进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环。西方也曾经经历过国民素质低下，甚至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的新兴，制度变革最终让国民素质提高起来。事实证明，素质不是因，而是果，落后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质的国民，而不是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的体制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当然在初学的过程会像小孩学步一样蹒跚摔倒，但总会慢慢成长，对此没有人会因噎废食，故步自封。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一个人民惯于感情用事、缺乏妥协精神的国家，一种良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民众尚无权利意识时推行，被动地获得被剥夺的权利，其权利意识在行使之中逐渐觉醒。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先觉醒，再经过主动斗争，逼迫统治者让步，否则会出现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现象。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所谓的国民素质决定民主化改革论更是难以成立，而且执政者要时时警醒，跟上民众的脚步，以避免雪崩的到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随着预备立宪的深入，拥护立宪的中国人对立宪的要求日益高涨，在地方立宪派的领导下，很多地方的自治搞得有声有色，并发动三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可以说期待值暴增，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清廷不能满足这一期待，致使墙倒众人推，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很快就完结了。所以讲，清廷要不要进行民主化改革，决定因素并不在国民素质高低，清末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说是因为民智大开，素质高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国民素质高与低，都是主政者施政的借口，搞新政、搞地方自治，当然是承认国民有一定素质，可以操练民主；而面对速开国会的请愿，面对人民要求赋权、授权的高涨意识，清廷又说“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将国民素质作为拒绝的由头。它想改革，国民素质并非阻碍，它不想改革，国民素质就是阻碍。因此，国民素质始终不是立宪与否的决定因素，外在的压力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才是推行立宪的根本原因。外在的压力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专制的腐朽统治尝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为了在新形势下维护皇权的统治，推行君主立宪，在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保邦致治”的最好选择，何况国民的立宪呼声不能漠视不理。内在的压力是当时觉醒的国民都认为日本崛起于政治改革，要求立宪的呼声很大；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批开明的政治力量，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像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孙宝琦、周馥、张之洞、岑春煊这样的开明汉族官僚不用说了，他们认为：“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在清室贵族里，也有一批看清世界潮流的人，考察政治的出使大臣载泽和端方就很典型，有媒体称载泽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迫切希望教育体制现代化的开明派贵族”。端方这个贵族公子一直被认为是清末开明派官员。此外，肃忠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庆亲王奕劻虽然贪恋权欲，但力挺立宪改革。高层官僚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容易影响决策，当开明派力量占优势时，改革的推进就比较顺利。清末立宪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戛然而止，和平的民主化改革被暴力革命切断，一场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没有最终修成正果，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历史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没法设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所看到的是，国会的召开在西方经历数百年的酝酿，在日本经过20年的准备，应该说清廷从预备立宪再到召开国会的立宪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固然有国民素质的考量，同时又超越了国民素质，更多的是利益考量。从1906年那场廷辩来看，当时在朝的一些当权者对国民素质与民主化改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论述，其见解之深刻到位，当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可以古为今鉴。我们要弄清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和发展逻辑，并从中学习、自省、反思，最终以史为鉴，回到改变现实上来，这才是正道。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究竟什么未开？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论调是非常有市场的，那就是“民智未开”，而且，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调调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改革者就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入的讨论，我们现在的见识未必能超越当时激进派的思想。关于这些问题，前文《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里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在这里，侧重说说“官智未开”。官智未开是相对于民智未开而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民智未开固然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官智未开则同样影响甚至更大。毕竟，如果官智已开，如果官方有足够的权威，强力政改，同样可以推行不误，民众被动执行就是了，当改革侵害了民众的暂时利益，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想到通过阵痛可以换取将来的长远幸福，也就接受了改革，改革就可以开创新局面。因此，民智开不开，绝对不是影响政改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上，多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自下而上，下面的改革要是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和推广，基本上行而不远，一旦支持推广，就已经变成自上而下了。但是如果官智未开，要想改革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改革几乎无从提起，提起了，也因人家不解风情而无动于衷，毕竟权力在官方，而非民间，如果靠权力推动改革，只有依靠官方。不过，相对民众而言，官僚更清楚政治运行的状况，政治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才能当官，而读书才有文化，官僚阶层远比平民阶层有文化，官智高于民智当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多来自官僚阶层，就是因为官僚能识文断字，有文化，又有闲情逸致，才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官员有文化，信息又较一般人灵通，视野更开阔，所以，我们看到，晚清最早通晓世界时局的人，不是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就是朝廷的官员，像林则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人把他比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事实是，在他去广东之前，对西方也是相当有隔膜的，一度以为西方离了中国的茶叶、蚕丝将难以生存。但到广东后，看到的情况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眼界大为开阔，使他感到传统观念中对世界的描述及对夷人的看法，与现实大相径庭。他不再拘泥于成见，开始组织人员翻译外国书报，率先向国人介绍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他本人当然也因熟悉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状，完成了从官智未开到官智大开的蜕变。在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之下，民族危机深重，国家何去何从，如何自强于世界，这本是像林则徐那样的官员们日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实践的问题。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明白，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有效办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制度。这才会有一些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或单独上奏，或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台，我们能说这些官员都官智未开吗？如果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这些人也视为“官”的话，他们的“官智”往往要比一般的官员更加开化明智，要知道，戊戌变法虽是康有为等人维新派的极力主张，但与光绪皇帝自己通过老师的教育、自己的阅读和切身的眼见，从而官智大开，渴求政改是分不开的，也与慈禧太后的开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费行简在其《慈禧传信录》中记述说，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图强，乃其素志，只是不同意“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之前“泣告西后，不欲为亡国之主”，慈禧太后则说，“苟可致富强，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可见，慈禧太后绝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老古董，要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艘轮船、军舰，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大学，第一批留学生，第一家国有银行，以及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在她当政时期完成的。我们甚至也不能将满清权贵都想象得很保守落后，相反，当时皇室中有一批开明之士，肃亲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镇国公载泽被西方媒体称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都是清末立宪的重要推动者。溥伦贝子也是一个相当开明的贵族，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他四处奔走，游说权贵。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呼吁迅速召开国会：“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结果不幸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轰然倒塌。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划和推动的，不管她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庚子之乱，狼狈西逃的耻辱而知耻后勇，意识到不改革政治无以保大清江山，不改革政治无以立国，总之，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把她曾经一手推倒的维新派变法纲领拿来自己施行。新政最初主要进行行政体制、经济商业、文化教育改革，但到了日俄之战后，朝野上下都认为，日本战争俄国，乃是宪政战胜专制，只有立宪能救中国，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光搞一些及表不及里的改革，无助于国家强大。对此，慈禧太后仍然显得很开明，批准五大臣出国进行政治考察，考察回来汇报，大多都说要搞立宪，只有立宪才能保大清皇室万万代，君主立宪国如日本、英国，保留了皇室，这是慈禧看得见的。所以她说，“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支持搞一场自我革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最高“官”的点头之下，1908年8月27日，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确定九年立宪规划，这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官智未开，就定然不会有这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由此也可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是相当开明的“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反动顽固、愚昧专制。因此，今天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听那种“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的论调，我是相当反感的。民智未开，只要强力推行民主政治，通过教育训练，民智自然会开，官智未开也可以如此效行，没有什么难得上天的事，即便很难，也没有人期望一步登天，总有学习摸索的过程，最怕就是以民智未开、官智未开为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另外，当我们说民智未开的时候，是不是隐含着官智已开的意思呢？如果是这样，我完全可以以官带民，一起走向开化嘛，须知，光有官智开而没有民智开，总像是缺少一条腿。官智已开《时务报》，而拿民智未开作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那说明，官僚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拿民智未开做挡箭牌罢了。既然官僚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好处，却又不拿民智未开来阻挠改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官利未开，即官僚阶层不能够放弃或部分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虽然官智已开，官僚仍然成为阻碍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这个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两次改革的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本质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无论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对官僚利益触动最大的就是“变官制”，即行政体制改革，因此也最受官僚阶层的抵制，使改革变得困难重重。某种意义上说，两次改革失败，尤其是戊戌变法最后遭到镇压，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维新派逃亡海外，就是因为“变官制”。而清末新政，虽说立宪，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愿意开国会，也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舍不得让出他们的既得利益，“变官制”非但没有让官员让利，还变本加厉，搞皇室内阁分明地表示要更加疯狂地维护既得利益。既然政治改革最后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让人失望不已，那就只好同情和支持革命了，最后辛亥革命一爆发，大清王朝稀里哗啦就倒掉了。不过相比较而言，戊戌变法在“变官制”上已经相当谨慎了，按照康有为的保守做法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主要的意思和做法是，保留旧部门旧官僚，增加新部门提拔新才俊，保留的部门和官僚官位照坐，俸禄照拿，而新增的部门有差事可能无官职。只有那些确实形同虚设的旧部门才予以裁撤。依据这个原则，新设了农工商总局，起用了一些新人。按照变法者的初衷，原本打算设立制度局以总其纲，但是迅即就像平静之湖扔下了炸弹，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旧军机大臣更是火冒三丈：“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违抗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遭到了官僚的集体阻挠。官僚们敢于违抗圣旨，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有关，他们知道，只有老佛爷慈禧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只要有老佛爷撑腰，他们就不怕光绪皇帝。不过话说回来，光绪皇帝再怎么没有实权，毕竟是当朝皇上，皇上还年轻，以后还有归政的时候，皇上说要设制度局，你们说“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公然与皇上作对，不是自毁前程吗？这必然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才肯拼死一搏。不过，最后，旧官僚得到了慈禧的支持，设立制度局的想法，终成幻影。既要保留旧部门旧官僚，又新设部门进新人，财政开支必然大增，当入不敷出，财政难以为继之时，光绪皇帝就想把一些旧部门撤掉，如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对地方也有一些精简机构的动作，如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官员到慈禧太后面前诉苦告状，抗议这样“变官制”，认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请慈禧太后“训政”。后来，慈禧见戊戌变法开始危及自己的权力，正好利用官僚们的反对给光绪施压：“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慈禧这一发话，表明“变官制”就是变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官制”岂能随便改？既不让改，那就一切复原，撤了的都恢复过来，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小小一点行政体制改革在触动了官利的情况下，都不能有分毫的进展，改革之失败已在意料之中。这究竟是官智未开呢，还是官利未开呢？再来看清末新政，大抵也是如此。这次改革，“变官制”也是重要一环，不过，这一次的改革设计师不再是毫无从政经验的康有为，而是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时任北洋大臣，同时在中央兼参与政务处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电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数项重职的袁世凯。袁世凯既然抱着死也要变法的决心，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也就更为全面大胆，它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如果说这些机构还只是合并归类，再换个马甲的话，那么用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则是一次大突破，将中央的权力枢纽做了一个根本改变，由军机处而转内阁，等于削掉了一些军机大臣的权力。这一招当然引起了铁良、荣庆等军机大臣的极大不满，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口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但可以看得出，一旦触动自己的官利，即便如醇亲王也不再为他们的大清江山着想了。不光满清权贵对“变官制”极其不满，朝野的汉族大臣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与袁世凯有过节，或者纯出于政治关心，也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他们认为在议院还没有成立之前，撤军机而让内阁，则无议院对内阁监督，责任内阁就变成了既不对皇上负责又不对议院负责的机构，这样，皇帝的权力旁落到总理大臣手里，为其所操弄，而袁世凯正想将来做内阁总理，这个改革实为他自己揽权作准备。还有人认为，之所以要让内阁统揽皇帝的权力，是因为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曾出卖过光绪皇帝，袁害怕光绪复出后报复自己，所以要提升内阁的权力，而贬低皇帝的权力，袁世凯被骂狼子野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要说这些官利可能受损的官僚，就连宫中的太监都谩骂甚至想殴打袁世凯呢，因为他们听说袁世凯要把专门养太监的内务府裁撤掉，那样的话，太监们就要失业了，他们正要找袁世凯算账呢。当然，这些王公贵族、大臣太监不光直接谩骂威胁袁世凯，还跑到慈禧太后面前去告状，又是哭又是闹，搞得鸡犬不宁。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是啊，改革一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官僚集团的痛处，改革就碰到了巨大的阻力，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历史一再地表明，改革往往改到此为止，也就以失败告终了。连慈禧太后这样杀伐决绝的强势人物尚且觉得无奈，对于一般的政治人物，我们又岂敢抱有太过乐观的希望？官僚集团是统治者依赖的左膀右臂，大面积地得罪这个集团，统治者自己也将失去支撑的基础，他们本是一丘之貉，是不能不尊重官僚集团的意见的。否则，以慈禧太后的权威，完全可以将改革彻底推行下去，“保守势力”的阻挠不能不让她顾虑重重。事实是，这次“变官制”，只是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官僚集团又赢了。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是变官制就意味着官员职权的变化，而职权与利益息息相关，有无职权，职权大小，利益收获都会有天壤之别，习惯了只获利而不失利，只增利而不减利的官僚，哪怕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损失一点点利益，都有可能暴跳如雷，起而反抗，通过种种手段影响决策，或是改革政策的走向落实。如果官僚集团力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架空改革者，就像戊戌变法中官僚架空光绪皇帝一样，让改革群龙无首。但这并不能说官智不开，说他们不能明白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不排除这样的官员），而是当改革损害到他们的具体利益时，对不起，所有宏大高远的意义都得给他的现实具体利益让步。这就是官利压倒了官智，屁股能够指挥脑袋的结果。改革不能深入，不是官智未开，实是官利未开，制度未开。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的步伐很谨慎，官老爷一点点利益都不让，民众莫之奈何；到了清末新政，社会危机已不同于从前，改革的目标大了很多，官老爷仍然一点点利都不想让，但这个时候，民众不再莫之奈何了，他们选择了革命，干脆把你们手中的利益全部都抢过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其实又是一种妥协，是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的互相让步，在这当中，尤其需要官僚阶层学会妥协让步，如果丝毫也不妥协让步，改革无法进行，貌似官利得以保全，但种种问题仍然在，而且由于改革无法推进而越积越多，最后只能靠暴力来解决，等到那个时候，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了。所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适当地妥协让步是明智的选择，表面上看，是舍弃了一些利益，长远地看，胜过通过暴力的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而学会了妥协，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民主就来了，分享机制就来了，一种新的秩序就可以慢慢地建立起来，政治文明就提升了，社会就和谐了，不必非要用动乱、内战和分裂这样巨大的社会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没有妥协不仅是因为官利未开，有时也是民力未开之故，因为妥协往往需要力量均衡，当官力远大于民力时，用压制民众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妥协让步了，所以政治改革难以推进，又常常与民力未开有极大关系。当民众可以自由结社，联系成足可以与权力抗争的力量，就好比西方的工会组织很强大，可以与资本家，甚至政府抗衡，企业里的改革也罢，政治的改革也罢，就容易了很多。两次改革失败，似也说明改革的路径有问题，很可能颠倒了易难的关系。我们总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宏大系列的工程，改起来很难，而变官制的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容易具体，依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搞行政体制改革，结果，因为一开始就碰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让改革寸步难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徒增社会的失望。我倒是以为，政治体制中最根本的宪政改革应先行先试，然后再改官制这种局部的东西会更为容易些。理由是，在大的宪政框架之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受到约束，大官有大约束，小官有小约束，规则是一样的，都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官员虽然觉得利益受损，但至少心理平衡许多，不觉得改革是厚此薄彼，阻力或许会小一些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要想政改成功，搬掉官利未开这个拦路石，放开民力，才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