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

    “快长大吧”

    变成大人就能无拘无束

    这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想法

    小时候真傻竟然盼着长大。

    九三年末，农村也不准生二胎了，全国各地拉着“优生优育、只生一个好”的横幅。

    那时农村的妇女定期要去村卫生院检查，母亲偷摸着生下了我，家里有一哥哥，我排行老二。

    后来计生办就来了家里，超生重罚三千五百元，另顺走了我家唯一的两只鸡，那是给母亲坐月子准备的，后来母亲坐月子没喝到一口鸡汤....

    九四年初春，因超生罚款家中已是拆东墙补西壁，父亲决定弃农从工，挑着百斤粮食去拜师学油漆工手艺，后跟着施工队去全国多个城市，开始走南闯北讨生活糊口，而我们娘三个正式变成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九七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父亲在外务工也赚了些小钱，家里决定要新修房屋，从原来低矮的土墙房摇身一变两楼一底小洋楼，那是村子里第一栋红砖砌的房子，外贴白瓷砖，内有长虹彩电，还有两个孩子看动画片传出的笑语声。

    有人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我的童年谈不上幸与不幸，童年父亲这个位置是缺席的，为了生存父亲没有见证我和哥哥的成长，而我们也因为和父亲聚少离多而生疏，这也是导致长大后我们不太亲切的原因。

    但每年春节民工返乡高峰，父亲回来总会给我带城市孩子吃的零食，威化饼干和沙琪玛等，还有那年代很火的三鹿奶粉，那会儿我总想父亲天天在家多好，我就能有吃不完的零食。

    母亲是典型农村妇女，没太多的文化，外婆家条件也不好，母亲婚前在街上卖蔬菜为生，婚后就一个人包揽下家里几亩地，每天都在田里地里劳作，无暇兼顾我们的成长。

    哥哥比我大五岁，我小时候是跟着哥长大的，穿的衣服也是捡哥的旧衣物，小时候只要我哭闹了他就会被母亲一顿狂揍，记不清楚他为我挨了多少揍，还有一次被村里土狗咬了一口。

    小时候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是村里孩子独有的成长记忆。哥哥说到“小妹，摸鱼去”我就屁颠屁颠跑着提着小小桶，清点哥哥的战利品，晚上母亲就做成新鲜的鱼汤，冬天喝上一碗，整个人都暖和了，至今找不到任何美食能代替鱼汤在我心中的位置。

    二十世纪初期，我俩都上学了，面临着要交学费，那会还不是九年义务教育，我俩学费要好几百块钱，父亲很久没汇钱回家，母亲寻思找大姑借一下，大姑长年做小买卖要富裕些，当时大姑倒也爽快的借了，但没几天就来家里催账。母亲忍痛卖掉猪圈里几只小猪还帐，春节时我们没有猪拿来杀年猪。这事哥哥念叨到三十多岁，总说那会穷，别人看不起咱。

    哥哥学校在离家三四里路的村中学，早上很早就起床摸着夜路去求学，走过一条又一条的田沟来到学堂，一块钱的生活费吃早午两餐，这样他还能省下一毛钱买两颗我最爱吃的陈皮糖。

    因为有个馋嘴妹妹，他总是去别人地里找各种果树苗偷偷挖了拿回来种，给我说“小妹，快点来把葡萄种了”，果树品种越来越多，有枇杷，葡萄，芭蕉桃子，李子等，都是我两共同种下，期待着来年结果子。

    我们一起给葡萄苗搭架子，然后种下芭蕉树（事实上我只是在旁边看着哥哥弄），过后的每年，盛夏葡萄成熟时分，我就搬着小凳子坐在葡萄林里，一颗颗吃着葡萄，望着满天星辰，心里默数北斗七星位置，林中有疯狂施虐我的蚊子以及呱呱的鸣叫声。

    我上学成绩很一般，全班三十多人我只能拿二十名，而班主任是个严厉人，考试不及格的试卷，差一分抄试卷一次，还要打手板一次，逼得我一只手拿几只笔做作业也没做完。

    我的成绩更差了，母亲就被班主任一次次喊去学校，说我太笨让父母多上心，那次去完学校回来，看着了半天摇摇头说着以后的家长会就别叫她了，“她觉得太丢人了”。

    小学时每次放寒假前，就要公布期末成绩，每年公布成绩放假那天都是我的生日，导致我不敢拿不及格的成绩去给母亲看，那样她会对我更失望，只能偷偷改下成绩。粗心的母亲没发现成绩改了就蒙混过关了，终是被那严格的班主任发现了，这次行为很严重让我休学，来年降级在重学。

    母亲为了让我不被休学，开口求班主任，求校长，他们依然严守不松口，无奈的母亲找了村支书出面协调，才让我没被休学，事后母亲帮村支书家做了几天农活才算结束。

    我开始认真学习了，期末考试时班级第四，同村和我一个班级有五个小伙伴，她们的成绩包揽了班级最后几名，我居然在村里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让我有点小骄傲。

    我维持着这个成绩一直到升中学，这几年父亲也没汇多少钱回来，兴许是外面的钱不好赚，我们娘三个靠着母亲种粮卖粮生存，一斤粮食七毛钱，家里一年能卖两千斤。瓜果蔬菜自家地里有自给自足。

    那年代身边家家户户都穷，就没觉得日子有多难，每天匆匆忙忙就过了。直到即将迎来的中学时期，那是导致我人生变化最大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