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其次,在元宏最后几年病重之时,都是彭城王元勰总理国家军政大事,加之元宏末年,战争频繁,所以我们的彭城王并不像诸葛亮在托孤之时没有半分军功,而是在军中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威望(尤其是在大败南齐的陈显达之后),虽然还并不稳固。
最后,我们前面分析过,皇太子元恪可不像刘禅当年那样,作为太子的地位十分稳固。一旦彭城王有异心,行废立之事,完全可以通过扶持一个更小的皇子首先替代元恪,用“画辅助线”的方法,用时间换空间,最终完成禅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元宏如果让元勰最终“辅政”,那元恪的皇位的风险可不是一般的大。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刘备托孤之言是“敲山震虎”,但还是寄希望于诸葛亮“辅政”的话,那么,孝文帝的托孤之言作为试探彭城王的意味就更加浓厚。孝文帝元宏在说出让元勰“辅政”的同时,他对于元勰当“摄政王”还是很有顾忌,元宏的心里其实更加偏向于“六常委辅政”的模式。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不是元宏早有准备,心中已经拟好了“六常委”的人选的话,元宏在六弟元勰推辞做“摄政王”的之后,不可能只是“思索半晌”,就立即诏令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祥,镇南将军王肃,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吏部尚书宋弁六人,组成了一个“中常委”,共同辅政。同时,孝文帝还专门给太子元恪写下亲笔诏书,说明元勰“脱身俗务”的高洁情操,以坐实元勰淡出决策中心的事实,孝文帝元宏的猜忌之心,护犊之情跃然纸上啊。
不仅如此,由于上文书我们分析的太子元恪由于种种原因是个弱势太子,所以当孝文帝重病缠身,又不得不御驾亲征陈显达的关头,皇帝元宏对于留守首都洛阳的太子元恪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
史书记载,公元499年,当得知南齐太尉陈显达率兵北伐,连战连胜之时,孝文帝尽管重病缠身,还是决定御驾亲征。但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孝文帝元宏感觉到很有可能此次是有去无回,于是安排领军将军于烈保护着皇太子元恪镇守洛阳,而自己则带领元勰、元禧、元澄等一众王爷南下迎战。
史载孝文帝出兵之时,亲自拉住于烈的手说:“京城空虚,你应当严加保卫。可以镇守二宫,以收拢远近各地的人心。”
熟悉这个连载的读者应该知道,在这之前,每当皇帝南下征伐之时,通常会安排任城王元澄留守京城(参考“围魏救赵”“恨水东逝”),而在这最后一次御驾亲征之时,元宏却对京师洛阳的防卫工作做了人事上的调整,熟悉洛阳防务工作的任城王元澄被带往沔北前线,而京城防务却交与于烈管理。
这个于烈正式出现在我们连载里面,他是何许人也,皇帝元宏让他代替任城王元澄镇守洛阳又有何深意呢?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对于我们正在讲述的“托孤”的事件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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