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说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