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
毫无疑问,胡适说的“主义”,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但读原文,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和谁过不去。他只是提出,任何主义都“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
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
卡尔?波普尔说过,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胡适后来说,对于“新文化运动”,自己比较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对新语言、新文字、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曾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可以说,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胡适在文中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详细分析讨论之后,胡适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9月,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
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许可以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被胡适斥为“滥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做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短篇小说应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