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一般是不上战场。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但他自己认为“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头,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或许,这便是胡适的真,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