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中学。”
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并列,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国,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遣洋出国,外派使臣,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
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学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华侨中学作为侨校,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简章明确“一切学科悉照(中国)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限四年毕业。”
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也属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嘉庚返回厦门后,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
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又是“教育救国”的生死道义之交,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与蔡亦有往来。
蔡元培本来性格就“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谆谆教诲,嘉惠南洋莘莘学子。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在《教育杂志》第13期第1号上。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教育杂志》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命名这次演讲。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原来,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先开办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黄炎培继起,把“实利主义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建议在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嘉庚也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的主张。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深受黄炎培影响。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
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为兴办“有用之学”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职业教育作为“有用之学”,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这里(新加坡)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洋,的确很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
另一方面,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推广农业、工业等职业教育。“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内分教室、寝室等,各有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要起盖房子时,必将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