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荆生》。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语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译作。
林纾翻译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月报》《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特别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让洛阳“一时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