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
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他让人看到,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
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他曾在东北下令,政府经费40%投入教育,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长、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是“蒋介石的人”。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
由于财政困难,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韩复榘一听,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后来回忆:“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为搜罗罪名,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
何思源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实属难得。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
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旧省名)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出于好奇,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气”,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特殊景象。
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