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与扒手、胡匪为伍。
穷则思变,武昌起义后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武卫右军中任职。
一九一零年由营管带升任第六镇十二协二十四标标统,后编入奉天第一混成协。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镇四十协协统。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师四十旅旅长。一九一四年八月继吴光新任第二十师师长。一九一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军副总司令。
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其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
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
长沙人望着这样的排场,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六月三日,这位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
这时是湘军一鼓作气,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惯于作威作福外强中干的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
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
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张敬尧一直对外宣称死守长沙,这一来可吓坏了长沙人,人们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
六月七日,张敬尧突然变成了主和派,发电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
同时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谴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
因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军已快速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
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
但张敬尧还摆出“战长沙”的姿态。
当晚十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长沙城很快腾起了一片火光,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