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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职务高低,薪金都是二十元。军队的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也就是说,黎元洪的薪金,只比普通士兵多十元。在现代国家,很多国家的将军和士兵的薪金差别不大,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当将军。因为在人群中发号司令,不是花钱能买到的享受。这或许有利于避免,官职成为追逐物欲的场所,为真正有能力有管理专长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直到离开湖北北上,黎元洪拿的一直是这每月二十元的薪水。这显然和法国的巴黎公社在指导思想上是相通的,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过巴黎公社这一做法,说这可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
其四、扶植商、农。军政.府在告示中明确,“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努力遏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中的丁漕概行蠲免”。“本年以前积欠丁漕,也概行蠲免”。从而,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其五、改革司法。武昌起义成功后,军政.府就设立了执法处,管理司法事务。在省城设立了江夏审判所,上诉审判所。依照法律程序审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结束封建专制下诉讼的黑暗。
在阳夏战役中,民军尽管表现的英勇顽强,但终因实力相距悬殊,致使民军一直处于下风。但在此期间,民军也有重大收获,特别是海军的起义,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争取海军起义,黎元洪功不可没。
随着汉口和汉阳先后被北洋军攻陷,武昌也暴露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黎元洪是做好了与武昌共存亡的准备的。
都督府顾问李国镛极力建议黎元洪到九十里外的葛店暂避,黎元洪觉得自己做为主帅,有临阵脱逃之嫌。
李国镛见黎元洪在犹豫,就进一步劝说道:“葛店地处武昌下游,东可联络三江援军,北有青山海军屏障,踞中守要,各省援军一到,就近渡江,直攻清军后路,清军首尾难顾,何愁不能夺回阳夏。”
黎元洪觉得李国镛的分析有道理,这时,其他人也来劝说黎元洪到安全地方躲避,留下的人也好安心打仗。这样,黎元洪便于十二月一日,由洪山出发前往葛店。
李国镛(1860—1942),字钰珊,湖北沔阳(今仙桃市)西流河镇杜窑村人。早年经商,在武昌开设谦记土庄。曾游历日本,与武汉各界均有联系。
辛亥革命期间,投效黎元洪,任都督府顾问,颇为黎重用。曾经办外交,组织保安社及赤十字会,参与南北交涉,慰问前线将士及伤员,购买.枪支,犒赏起义海军人员等事务。一九一三年响应孙中山发出反袁号召,参加反袁斗争。一九二二年任调任弦口征收局长。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避居乡间。
他的著作《李国镛自述》,是研究武昌首义和黎元洪及军政.府活动的重要文献。
李国镛关心故里,先后两次任督办修建草八垸堤闸。一九二六年草八垸溃口灾情严重,李国镛协同其侄子李之龙(中山舰舰长),在汉口聘各文艺团体义演一周,所得五船物资全部运回家乡,救济灾民。
力量的对比在哪儿明摆着,黎元洪比谁都清楚,武昌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下一步如何去做?黎元洪已经有所考虑,武汉三镇丢了,湖北军政.府还可以凭借湖北的广大地区进行周旋。但是他深知,独木不成林,仅靠湖北一地,是很难与清廷,与北洋军抗衡的。必须要有外援,必须和宣布独立的各省采取联合行动。
黎元洪首先做的事是,给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发电,请求援助。他在求援的电报中写道:“各省都督鉴,鄂事紧急,因老兵多阵亡,新兵不足用。汉阳已失,枪炮子弹又告罄,应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贵都督荩筹,如何布置,祈速复。”
除此之外,黎元洪想到的另一个出路是议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快,只要争得时间,以时间而换空间,形势将越来越向有利于民军的方面发展。
黎元洪对议和并不报多大希望,但他需要从议和中给自己争取时间。
议和不是黎元洪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几次联系过了,只是,没吃到苦头,黎元洪和军政.府一干人没当回事,现在的形势下,不能再不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