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张彪,力劝张彪顺应时代潮流,投向革命。使他自己能够成为,“黄帝之肖子,复汉之伟人”,否则将“生为鼠子,死为妖魔”。
张彪见信后,当着送信人的面,把黎元洪臭骂一顿。张彪到也是个性情中人,在清廷退位后,始终忠于清廷,一直到死,痴心不改。
十月十三日,黎元洪又以个人名义,发出“鄂军都督黎布告”:“一夕之间,兵不血刃而光复全鄂,邻省响应,同志欢迎,此千载一时之盛举也。元洪德薄浅,谬承都督之选。登坛厉士,厥有四端。曰热心,曰坚韧,曰勇果,曰沈毅。自来立大功,树大业,端赖此四种观念,以竞厥成功,披肝沥胆,愿与多士共勉之。”
自从军政.府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后,告示成了军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管道。凡有布告,总会有很多人围上前看,大家想通过布告了解军政.府,军政.府也想通过布告,把自己想让市民知道的事传播出去。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告示,和围观告示的人,也便成了武汉街头一景。告示,也成了黎元洪与军政.府的舆论工具。比如现在,黎元洪在用布告明志述怀,和市民交流思想,看来黎元洪已经把布告这种形式,用到了极致。
社会剧变,总要搅动起各种社会沉渣,这肯定是他们干坏事千载难逢之机。
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黎元洪在十三日,又发布了整顿社会治安的布告:“藏匿坏人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虏烧杀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校济军人者赏,保护租界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黎元洪和军政.府,也对革命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被当时的军人和民众称之为军队八条:“一、军队中,上至都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三、擅入民家苛索财物及私行放火者斩。四、军队中,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者斩。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八、如有强在当铺当军装者斩。”
特别时期,需要特殊的政策。病重需要重药,乱世得重典,这些整顿秩序的布告,对恢复稳定社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自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沉寂之后,咨议局已经冷落了很多,军政.府在这里办公后,马上热闹起来。
政商人士,社会名流,女界领袖,各界代表,纷至沓来。邻省的革命者派人来取经,外国驻汉领事也派人来祝贺。华侨团体、国际友人,各革命团体的贺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只要能够,黎元洪尽可能亲自接见,访客也往往点着名要见黎元洪,想亲眼一睹这个国家的首位革命大都督的风采。
这一天,黎元洪正在接见北方革命代表冷公钊。黎元洪对北方,清廷大后方的革命运动极其重视。他知道,如果北方能行动起来,清廷就无暇顾及武昌了。所以,详细了解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冷公钊说,北方的革命党人,力量也不算小,干劲也很足,只是团体林立,大家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提出,很希望湖北能派人去指导和组织。
黎元洪当即表示赞成,想到派过去的这个人,对其要求还是很高的,人品和能力都要很好才可。因此,一时间他想不出合适的人选,需要和蔡济民等人商量。
第二天杨时杰自京回鄂,也向黎元洪反映:京、津,保定等地的革命党,都急切盼望湖北派人过去指导革命。
杨时杰,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字舒武,原名志铭,民主革命斗士。
一九零五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一九一零年回武昌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任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湖北代表,次年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部长。
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汉口参与创办《大中华日报》,一九一七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后回湖北运动军队独立,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晚报》。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抗日武装,建国后任全国政协湖北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