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
“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
陈宦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是一件失策的事。
陈宦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袁世凯和北洋派已渐行渐远。
蔡锷则力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
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先行停战,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战一个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体停战事宜,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
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提出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停战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在外人看来,陈宦看似袁世凯的大红人、宠臣,其实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军人们是从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凯授他四川统军权,但北洋军他其实是指挥不动的。
而自从搞洪宪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积极,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袁党边缘化。比如,他来四川就职前,袁世凯曾许诺他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洪宪帝制后,这事不但再没被提起,袁世凯反而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足以说明袁对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
再者,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