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袁世凯一方面对蔡锷大动干戈,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软化的手段,使得蔡锷能够“浪子回头”。他知道蔡锷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李经羲是蔡锷的老上司,也是他将蔡锷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找到李经羲,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做蔡锷的工作。
为此,袁世凯特别赏赐李经羲貂裘一袭,李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希龄奉诏于民国五年年一月十六日抵京谒袁。
熊希龄是蔡锷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荐蔡锷为湖南都督。袁世凯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希龄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
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
记者又问他对于新约法的态度如何?
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
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熊希龄难道忘了,光绪年间曾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宪政专家的身份。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们有时亦称熊内阁为凤凰内阁。于是,他这次入京,被戏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
然而这位凤凰有自己的打算,二月八日,他假口南下疏通,便一去不返。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握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而现今的云南和当时的国民党,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云南也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山地多,城镇大多居高临下,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是北洋军无法相比的。
唐继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全面分析了整个战略形势,言道: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取长沙,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
“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引起争论,其一为: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
但是,这样相当于另立中.央,蔡锷和唐继尧都认为不妥。既不能包办讨袁,也不能让世人认为己方是争权夺位,“当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保留地方建制,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
其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这样就更加出师有名。
其三、护国军云南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
唐继尧的理由很充分,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他的长官,他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云南都督。
可是蔡锷力推唐继尧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
两位贤者的谦让,令人感动,成为民国历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