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璋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似乎传染性极强(有免疫力的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