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高处不胜寒,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
“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
“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
“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
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
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
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竭力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
民国四年六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
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袁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