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别人操心了,因为,袁世凯一个人满意就足够了。
我们说过了,南方革命党人,急急忙忙搞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为了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
对于中华民国的政体,同盟会内部,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权力很大。有人主张执行法国式的内阁制,权力在内阁,总统基本上是虚设。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是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的,被临时约法替代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提出的国家政体就是总统制的。
但在为袁世凯制订临时约法时,孙先生又极力主张实行内阁制。在临时约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实行内阁制,但内阁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没有国务员的副署,总统发布的命令是无效的。
我们应该记得,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特别强调要求他必须要认真奉行临时约法,可见大家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
如果,袁世凯把内阁变成了自己的附属机关,所表现的是他根本无视《临时约法》的话,但他做的另一件事,则是对临时约法的肆意践踏。
这件事就是:公然杀害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
或许有人会问:袁世凯不是很讲求“约章”吗?一点不错,袁世凯是很主张建立和执行规章,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这只是针对别人的,至于他自己,特别是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后,是不能受限的。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才是他想要的。
张振武,汉族,湖北罗田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军事将领,“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早年毕业于竹山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到老师的影响,萌发反清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加入了体育会,学习战阵攻守诸法。
一九零伍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加入同盟会。一九零七年毕业回国,于武昌黄鹤楼街小学任教,期间因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被捕。
一九零九年参加共进会并负责财务。
一九一一年成为武昌起义首义领导者之一,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席文学社与共进会决定起义的联合会议,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理财部副部长。此间回乡变卖祖产,以充革命经费。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机关被破获后,清吏大肆缉捕党人。张振武不惧白色恐怖,曾与朱次璋、李华模等磋商,联络各方代表约于十月十日晚发难。有文字记载:十日清晨,方兴邀约甘绩熙、李华模、李南星和朱次璋等测绘学校革命党人一起商议,请李华模、朱次璋与张振武联系,李、朱二人返回后向方兴报告:张振武说,今夜必动。能白昼动更佳。
当晚,起义爆发后,张振武积极投入其中。
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湖北军**,任军务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主持军务十余日部署有序,颇具胆识。
保卫汉口、汉阳期间,凡民军赴前线,必亲往激励,以振士气。并多次印发白话文告,阐明革命大义及作战要领。
汉口失陷,派人往各州县办理民团。又亲赴青山、张公祠、梅子山、扁担山一带布置防御,并派员在前线招降北兵。
汉阳危急,亲率部属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几至溺死。后退守武昌,鼎力襄助总监察刘公守城。黎元洪出走葛店,主张去黎另举贤能,为黎所深恶。
汉阳失守、革命军士气陷入低潮,黄兴主言放弃武昌、退走南京之际,又是张振武坚辞批驳,以示反对。
张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
至于黄兴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他认为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
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
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过人胆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