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众让步,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着手组织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由九年“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个结果,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偃旗息鼓了。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
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又搞了一些活动,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也就慢慢平息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
奕匡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礼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
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仅占四人。
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五人。
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被人们戏称为“皇族内阁”。
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
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人员组成,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对此,清廷不予理睬。七月初,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组责任内阁。
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
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是违宪的,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
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
严正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下边喊得多凶,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但权力在朝廷手里,朝廷不理睬,说什么都没有用。
君主立宪,需要特别开明,思想境界极高,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没有,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
一个国家能够遇上,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而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专制进行强有力的限制,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
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地恩赐。
载沣或许在想,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怎么叫,我就是不理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人民用和平的方式 ,达不到目的,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
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
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
这一次,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听完了这个被称做“皇族内阁”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袁世凯沉吟了良久,没有说话。
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袁世凯说:“说实在话,这个责任内阁的组成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就拿总.理大臣奕匡来说,人虽然有些贪,但他是很开通的,也识大体。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口碑是不错的。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思想是很前卫的。
“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一直在致力于立宪。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如果他不是立宪派,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至于你徐世昌伯父,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