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世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但更有可能这个时候还处于摇摆不定中。也可以说是努力在寻找着可进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点。
同日,守旧派御史杨崇仪等人至颐和园封事,请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光绪皇帝感到大势已去,明发上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延误观望。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维新派人士读完这道上谕,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变故即将发生。
毕永年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问康有为:“今必败矣!未知袁(袁世凯)之消息如何。”
康有为彷徨无计,越发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
他以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与自己交情极好,对毕永年说:令谭嗣同、梁启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凯)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
徐世昌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回到法华寺,与袁世凯密议。
他们两个密议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只是袁世凯马上去拜会维新派的死对头——亦匡和李鸿章。
通过进一步摸底,袁世凯已经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必败无疑,势力强大的西太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力量悬殊过甚,绝无胜算。
刚回到法华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
也许,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他在内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
同一天,林旭把光绪皇帝 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
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
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
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
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
毫无疑问,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没得选择。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
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大家最终的议定是: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说服他“勤王”。率领他的新办陆军,扶助光绪皇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
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而康有为必用此人,他也无可奈何。
何况,要挽救时局,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促其站在帝党一边,以救燃眉之急。
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
林旭持不同意见,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不可依赖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将来也难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
诗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这里指袁世凯)”
他是告诫谭嗣同,不要轻率用袁世凯,而应当用董福祥。
但是,此时此刻,事情十万火急,不容再拖延迟疑,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晚,徐世昌回到法华寺,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告诉了袁世凯。
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